論住宅問題 恩格斯

1887年第二版序言

　　本書是我1872年為萊比錫《人民國家報》127撰寫的三篇文章的再版。恰好在那時，几十億的法國法郎涌入了德國128；國債償清了，要塞和兵 營建筑起來了，儲存的武器和軍事裝備更新了。可供支配的資本和流通中的貨幣量都突然大大增加，而這一切都恰好發生在德國不僅作為一個“統一的帝國”，并且 還作為一個工業大國登上世界舞台的時候。這几十億法郎有力地推動了年輕的大工業；首先是這几十億法郎在戰后引起了一個短暫的富于幻想的繁榮時期，隨后又在 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大崩潰，這次崩潰證明德國是一個有能力參與世界市場的工業國家。

　　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像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并且這個過渡還由于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時期。一 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里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 街道在開辟，鐵路穿過市內。正當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房卻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房短缺。 在開初就作為工業中心而興起的城市中，這種住房短缺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徹斯特、利玆、布拉德福德、巴門一埃爾伯費爾德就是這樣。相反，在倫惇、巴黎、柏林 和維也納這些地方，住房短缺曾經具有急性發作的形式，而且現在多半還像慢性病似地繼續存在着。

　　正是標志着德國發生工業革命的這種急性發作的住房短缺，使當時的報刊上登滿了討論“住宅問題”的文章，各種社會庸醫乘機而出。在《人民國家報》 上也出現了一系列這樣的文章。一位匿名作者，后來自稱是符騰堡的醫學博士阿·米爾柏格先生，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在這個問題上讓德國工人領悟到蒲魯東 的社會萬應靈丹的奇效。129當我向編輯部表示我對于刊載這些奇文感到驚異的時候，編輯部就請我對這些文章作一個答復，而我也就照辦了（見第一篇《蒲魯東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在這一組文章以后不久，我又發表了第二篇，這里我以埃米爾·薩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書①為依據分析了這個問題上的資產階級慈善家觀點 （第二篇《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米爾柏格博士先生過了很久以后對我的文章賜予了答復130，迫使我不得不進行答辯（第三篇《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 題》）。這場論戰以及我對這個間題的專門研究便到此結束。這就是出過單行本的這三篇文章的產生經過。現在需要出新版，這無疑要再一次歸功于德意志帝國政府 的盛情關懷，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樣使銷路大增，我在這里謹向它表示最衷心的謝意。

　　為了出新版，我校訂了原著，作了個別的增補和注釋，并在第一篇中改正了一個小小的經濟學錯誤①，因為我的論敵米爾柏格博士可惜沒有發覺它。

　　在這次審閱時，我深深感到國際工人運動在最近14年來已經有了多么巨大的進步。那時的事實還是：“20年以來，除了蒲魯東的著作以外，羅曼語族 的工人就沒有過任何別的精神食糧”②，至多再加上“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對蒲魯東主義所進行的進一步的片面化，在巴枯寧的眼中，蒲魯東是“我們共同的導 師，，——notre maitreànous tous。雖然當時蒲魯東主義者在法國只是工人中間的一個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們才具有明確規定的綱領，才能夠在公社時期擔任經濟方面的領導。在比利 時，蒲魯東主義曾在瓦隆工人中間占有無可爭議的統治地位，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兩國工人運動中，所有的人，除了極少數例外，只要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就都是堅 定的蒲魯東主義者。現在呢？在法國，工人已經完全拋棄了蒲魯東；他只是在激進資產者和小資產者中間還有一些信徒，這些人作為蒲魯東主義者，也自稱為“社會 主義者”，可是遭到了社會主義的工人的最激烈的反對。在比利時，佛來米人已經把瓦隆人從運動的領導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經廢黜了蒲魯東主義而大大提高了運 動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樣，70年代的無政府主義洪峰已經退落下去，并把蒲魯東主義的殘余也帶走了；如果說在意大利新的黨還處在純潔化和形成的 過程中，那么在西班牙一直忠實于國際總委員會的新馬德里聯合會131這個小小的核心正在發展成一個強大的黨，從共和派的報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資產階 級共和派對工人的影響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無政府主義前輩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羅曼語族的工人中間，蒲魯東的著作已經被遺忘而由《資本論》、《共產黨 宣言》以及馬克思學派的其他許多著作代替了；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上獨占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以社會的名義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現在也成了羅 曼語族各國一切革命工人階級的要求。

　　但是，既然蒲魯東主義甚至在羅曼語族各國工人那里已經最終被排擠掉，既然它按照自己的本來的使命，現在只能供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 資產階級激進派用來表達其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欲望，那么今天何必再來談論它呢、又何必把這些文章重印出來，重新去批駁一個已經死去的對手呢？

　　第一，因為這些文章并不僅限于同蒲魯東及其德國代表進行論戰。由于馬克思和我之間有分工，我的任務就是要在定期報刊上，因而特別是在同敵對見解 的斗爭中，發表我們的見解，以便讓馬克思有時間去寫作他那部偉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必須釆用論戰的形式，在反對其他種種觀點的過程 中，來敘述我們的觀點。這次也是這樣。本書第一篇和第三篇不僅包含對蒲魯東關于這個問題所持見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對我們自己觀點的敘述。

　　第二，蒲魯東在歐洲工人運動史上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以致不能立即就被忘掉。雖然他在理論上已經被掃除，在實踐中已經被排斥在一邊，但是他仍然 保持着他的曆史意義。誰要去多少詳細地研究現代社會主義，誰就應當去熟悉運動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觀點”。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一書，是在蒲魯東提出他 的實際的社會改革方案以前几年問世的；馬克思當時只能發現蒲魯東交換銀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這方面，馬克思的著作就由本書來補充，可惜補充得很 不夠。馬克思自己本來可以把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

　　最后，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直到現在在德國還有很多的代表，確切他說，一方面是以講壇社會主義者132和各種慈善家為代表，在 他們那里，把工人變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的願望仍然占有重要位置，因而我的這部著作仍然適于用來反駁他們。另一方面，在社會民主黨內部，包括帝國國會黨團在 內，也有某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其表現形式是：雖然承認現代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和變一切生產資料為社會財產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認為只有在遙遠 的、實際上是無限渺茫的未來才有可能實現這一切。因此，人們現在只須從事單純的社會補綴工作，甚至可以視情況同情那些極反動的所謂“提高勞動階級”的意 圖。這樣一種傾向的存在，在德國這個市儈氣甚濃的國家里，在工業發展強制地和大規模地鏟除着這個曆來根深蒂固的市儈氣的時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種 傾向對于運動一點也不危險，因為我國工人在最近8年來反對反社會黨人法5，反對警察和法官的斗爭中恰好輝煌地證明他們具有驚人健全的頭腦。但是必須認識 到，這樣一種傾向是存在着。如果這種傾向日后具有了較為穩定的形式和較為明確的輪廓——這是必然的，甚至是值得追求的，——那么它為了制定自己的綱領就不 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輩人物那里去；在這種情況下，蒲魯東大概是少不了的。

　　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擁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權。但是，近20年來德國的工業發展，對這一問題作了一個十分 獨特的解說。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里，都沒有這樣多的雇佣工人不僅是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的園圃或田地的所有者；同時，還有其他許多工人以租佃者的 身分事實上相當有保證地占有着房屋和園圃或田地。同園藝業或小耕作業相結合的農村家庭工業，就搆成德國新興大工業的廣大基礎。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園 的所有者，而在東部，多半是自己家園的租佃者。家庭工業同園藝業和耕作業，以及同穩定的住房的這種結合，不只是在手工織布業還同機械織機發生對抗的地方， 例如在下萊茵、威斯特伐利亞、薩克森厄爾士山脈和西里西亞到處可以見到，而且在某種家庭工業作為農村手藝扎了根的地方，例如在圖林根山和倫山一帶，也到處 可以見到。在討論煙草專營問題時已經查明，甚至卷煙業也已經作為農村家庭勞動而出現。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小農中間出現了某種災禍，例如几年前在艾費爾 133那樣，資產階級報刊立刻就大聲疾呼要引進一種適宜的家庭工業，以作為僅有的解救手段。事實上，德國小農中間日益加劇的貧困，以及德國工業的一般狀 況，都使農村家庭工業繼續向前發展。這是德國特有的現象。我們在法國只是作為一種完全的例外才能見到類似的情況，例如在養蠶地區；在沒有小農的英格蘭，農 村家庭工業是靠農業短工的妻子兒女的勞動來支撐的；只有在愛爾蘭，我們才會見到家庭服裝業，它們像在德國一樣由真正的農民家庭經營。我們在這里自然不用去 說俄國和其他還沒有進入世界工業市場的國家了。

　　所以，在德國的廣大區域內，目前工業的狀況初看起來相當于釆用機器以前普遍存在過的那種狀況。但只是初看起來才是這樣。先前那種同園藝業和耕作 業相結合的農村家庭工業，至少在工業正在發展中的各邦里，曾經是保證勞動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但同時也是勞動階級思 想上和政治上毫無作為的基礎。手工產品及其生產費用決定了市場價格；并且在當時勞動生產率遠較今日為低的條件下，市場的銷售量通常比供應量增長得更快。上 個世紀中葉在英國和部分地在法國，特別是在紡織工業中，情況就是這樣。而當時剛從三十年戰爭134的劫難中，并且是在最不利的條件下重新努力趕上來的德 國，情況當然就完全不同了；這里為世界市場而從事生產的唯一家庭工業，即亞麻織布業，承受着各種捐稅和封建貢賦的重壓，它并沒有使從事織布勞動的農民的生 活水平高于其他農民的那種很低的水平。但是，當時農村工業工人終究還是有某種程度的生活保障。

　　隨着機器的釆用，這一切情形就改變了。這時價格已經由機器產品來決定，家庭工業工人的工資就隨着這種價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這種工 資，否則就必須另找工作，而他要這樣做就只有變為無產者，也就是說要拋棄自己的——不論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來的——小屋子、小園圃和小塊田地。只是在極少 有的情況下，他才願意這樣做。因此，舊日農村手工織工的園藝業和耕作業，就成了手工織機同機械織機的斗爭到處都拖得如此長久的原因，這個斗爭在德國至今還 沒有決出勝負來。在這個斗爭中，特別是在英國，初次顯示出：以前曾使工人過較好生活的那種狀況，即工人自己占有生產資料的狀況，現在對他們來說已經成為一 種障礙和不幸了。在工業方面，機械織機打敗了他們的手工織機；在農業方面，大農業戰勝了他們的小農業。然而，當許多人的聯合勞動以及機器和科學的應用在這 兩個生產部門中都已經成為社會通例的時候，小屋子、小園圃、小塊田地和他們的織機仍然把他們束縛在已經陳舊的個體生產和手工勞動的方式上。現在占有房屋和 園圃已經遠不及那種不受法律保護的流動生活有價值了。任何一個工廠工人都不願再陷入緩慢地、然而肯定地要餓死的農村手工織工的地位。

　　德國在世界市場上出現得晚；我們的大工業產生于40年代，它通過1848年的革命獲得了初步的發展，并且只是在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至 少為它掃除了最嚴重的政治障礙以后，才充分發展起來。然而，它發現，世界市場大部分已經被占據了。供應大路商品的是英國，供應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國。德國既 不能用價格來擊敗英國，又不能用質量來擊敗法國。因此，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好循着德國生產的常軌，暫且帶着對英國人說來批量大小、對法國人說來質量太差的 商品擠進世界市場。德國人慣用的先送好樣品后交劣等貨的騙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場上受到了嚴酷的懲罰，几乎完全失靈；另一方面，在生產過剩條件下進 行競爭，甚至漸漸促使規矩的英國人走上了降低產品質量的歪路，從而幫助了在這方面無可匹敵的德國人。這樣，我國就終于達到了這個地步：建立了大工業并在世 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國大工業几乎是專為國內市場工作（只有制鐵工業是例外，它的生產大大超過了國內的需求），搆成我國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 品，大工業至多只為小商品供應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則大部分由農村家庭工業來供應。

　　于是，現代工人由于自己占有房屋和田地而得到的“實惠”，就十分輝煌地表現出來了。任何地方——甚至愛爾蘭的家庭工業也未必能除外——的工資都 不像德國家庭工業的工資那樣低得可怕。全家人從自己的小園圃和小塊田地上辛苦得來的東西，由于競爭被資本家從勞動力價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接受任何一種 計件工資，因為不這樣他們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單靠自己的農產品不能維持生活；另一方面，因為正是這種農業和土地占有把他們束縛于一個地點，阻礙他們另找職 業。正是由于這種原因，德國才在世界市場上在銷售一系列小商品方面具有競爭能力。資本的全部利潤取自正常工資的扣除部分，并且可以把全部剩余價值送給買 主。

　　這就是大部分德國出口商品價格低廉得令人吃驚的秘密。

　　這種情況比其他任何情況都更能夠把其余各個工業部門的德國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歐各國工人的水平之下。這種傳統的、大大低于勞動力價 值的勞動價格，好似鉛砣也把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之下，況且城市中勞動報酬很低的家庭工業也取代了舊日的手工業，這里的一般工資 水平也已經壓得很低，所以情況變得更糟。

　　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在比較早的曆史階段上曾經是工人較好生活的基礎的東西——農業與工業的結合，占有房屋、園圃和田地，住房有所保障——現在 在大工業的統治下，不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鎖，而且成了整個工人階級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資無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礎，并且不僅個別工業部門和個別地區是這 樣，全國各地也是這樣。無怪乎靠這樣不正常地從工資中扣除的錢過活和發財的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總是醉心于農村工業，醉心于占有住房的工人，認為推行 新的家庭工業是救治農村中一切災難的唯一單方！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可是它還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業已經成了德國出口貿易以及全部大工業的廣大基礎。因此，它擴散到德國廣大地區，并且還在一 天比一天發展。小農為自己消費而從事的家庭工業勞動被服裝工業和機器工業的廉價產品所消滅，而他們的牲畜以及廄肥的堆集由于馬爾克制度、共有的馬爾克地產 和強制的輪作制遭到破壞而無法維持，這時小農不可避免地要破產，這種破產就把備受高利貸者槃剝的小農強制地驅趕到現代家庭工業中來。正像愛爾蘭地主的地租 一樣，德國的抵押高利貸者的利息也無法靠土地的收益來償付，而只能靠從事工業的農民的工資來償付。而隨着家庭工業的發展，一個個農民地區就相繼卷入了現代 的工業運動。這種由家庭工造成的農業地區的革命化，就使德國境內工業革命波及的地區要比英國和法國境內工業革命波及的地區廣闊得多；我國工業發展的水平較 低，這就使這個革命尤其有必要向廣大地區發展。這就說明，為什么德國同英國和法國相反，革命的工人運動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有了這樣強勁的發展，而不只是局限 于中心城市。同時這又說明，為什么這個運動的進展是平靜的、穩健的和不可阻擋的。很清楚，在德國只有當多數小城市和大部分農村地區也成熟到實行變革的時 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勝利起義才有可能。在比較正常的發展條件下，我們決不可能像巴黎人在1848年和1871年那樣去取得工人的勝利，然而正因為如 此，我們的革命的首都也就不會像巴黎在上述兩個場合那樣敗于反動的外省。在法國，運動一向都是發源于首都，而在德國則是發源于大工業、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工 業地區；首都只是后來才被攻克。因此，將來首先發難的恐怕還得是法國人，但是最后解決戰斗只能在德國。

　　然而，這種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雖然由于廣泛發展而成為德國的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同時使德國農民階級越來越革命化，可是它們本身又不過 是進一步變革的准備階段。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資本論》第1 卷第3版第484—495頁 ①），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機器和工廠生產也會為它們敲響喪鐘。敲響喪鐘的時刻看來已經很近了。但是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 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着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德國几乎一半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 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地主大地產——也就是意味着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于資本和大地產的工農業革命。如果德國注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 成，那么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難，那么德國一定會發起攻擊，而形成“英勇軍隊”的農民子弟 一定會英勇地助戰。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里——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 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小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卷人“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上的無所作為狀 態，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安定的、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溫床，而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 地推上起義的道路。

　　只要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慈善家繼續執行其資本家的社會職能，想實現他們的理想卻帶來相反的效果，做出有利于社會革命的事情，那我們是樂于讓他們去自我欣賞這個理想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10日于倫惇

　　載于1887年1月15和22日 原文是德文

　　《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和4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號，并載于1887年在霍廷根 第21卷第372—382頁

　　一蘇黎世出版的《論住宅問題》一書

第一篇 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在《人民國家報》第10號和以下几號上，連載了六篇關于住宅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為它們是——除了某些早已無人問津的 40年代的美文學的東西之外——把蒲魯東學派移植到德國來的第一次嘗試。對于恰好在25年前給了蒲魯東觀念以決定性打擊①的德國社會主義的全部發展進程來 說，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對這個嘗試及時加以反駁。

　　目前報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謂住房短缺問題，并不是指一般工人階級住房惡劣、擁擠、有害健康。這種住房短缺并不是現代特有的現象；這甚至也不是 現代無產階級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它所特有的許多痛苦中的一種；相反，這是一切時代的一切被壓迫階級几乎同等地遭受過的一種痛苦。要消除 這種住房短缺，只有一個方法：消滅統治階級對勞動階級的一切剝削和壓迫。而今天所說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惡劣住房條件因人口突然涌進大城市而特別惡化； 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擁擠，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棲身之處。這種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議論紛紛，只是因為它不只涉及工人階級，而且也涉及到小資產階級。

　　我們現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資產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無數比較小的、次要的禍害之一。它并不是資本家把工人當作 工人來剝削的直接后果。這種剝削才是社會革命要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加以消滅的根本禍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石是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現今的社會制 度使資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勞動力的價值來購買勞動力，迫使工人的勞動時間超過再生產那一支付給勞動力的價格所必需的時間，而從勞動力中搾取遠遠超過其價值 的價值。這樣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在整個資本家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以及它們所雇用的仆人（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中間進行分配。至于這種分配怎樣 進行，這同我們毫不相干；但是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凡是不勞動的人，只有靠這個剩余價值中通過某種方式落到他們手里的一份，才能夠生活（參看馬克思的《資 本論》，那里第一次闡明了這一點①）。

　　由工人階級生產出來并從他們那里無償奪走的剩余價值在各個非勞動階級中間的分配，是在很有醒世作用的爭吵和相互欺詐中完成的。因為這種分配是通 過買賣來實現，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賣主欺騙買主，而這種欺騙現在在零售商業中，特別是在大城市里，已經完全成為賣主的生存條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 包店主在商品價格或質量方面欺騙工人，并不是因為工人有工人這樣的特殊身分。相反地，只要某種平均強度的欺騙在某一地方成為社會通例，長此下去就一定會通 過工資的相應的提高而被抵銷。工人對小店主來說是買主，也就是現金持有者或債務人，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勞動力出賣者的身分出現的。這種欺騙對工人和一切 貧苦階級的傷害要比對富有社會階級的傷害更厲害，但是這種欺騙并不是一種專門傷害工人的禍害，不是唯有工人階級才會遭受的禍害。

　　住房短缺也是這樣。現代大城市的擴展，使城內某些地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筑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 但沒有這樣提高價值，反而降低了價值，因為這種房屋同改變了的環境已經不相稱；它們被拆毀，改建成別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這種情形，因為這 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戶擠得極滿的時候，也永遠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極緩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額。這些住房被拆毀，在原地興建商店、貨棧或公共建筑物。 波拿巴政權曾通過歐斯曼在巴黎利用這種趨勢來大肆敲詐勒索，大發橫財。但是歐斯曼的幽靈也曾漫步倫惇、曼徹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維也納似乎也感到親 切如家鄉。結果工人從市中心被排擠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較小的住房都變得又少又貴，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建造昂貴住房為建筑業提供 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機場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種例外。

　　所以，這種租房難的現象對工人的打擊無疑要比對富裕階級的打擊厲害；但是這種情況正如小店主的欺騙一樣，不是一種僅僅傷害工人階級的禍害，并且因為它傷害了工人階級，所以發展到一定程度和經過一定時間以后，必然同樣會在經濟上受到某種抵銷。

　　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尤其愛研究的問題。

　　 所以，我們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首先抓住我們已經說過的決非只是工人問題的住宅問題，并且反過來又把住宅問題說成是一個十足的僅僅有關工人的問題，這決不是偶然的。

　　“承租人對房主的關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對資本家的關系一樣。”

　　這完全不對。

　　在住宅問題上有互相對立的兩方：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從后者那里買得住房的暫時使用權；他有現金或可利用信貸，盡管他必須按高利貸價 格，即以追加租金形式向這個房主本身取得這種信貸。這是一種單純的商品買賣；這不是無產者和資產者之間，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個工 人——是作為一個有錢的人出現的；他應該事先賣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勞動力，才能夠拿着賣得的錢以住房用益權的買主身分出現，或者應該有能力擔保這個勞動力一 定賣得出去。在這里，不會出現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所引起的那種特殊后果。資本家讓買到手的勞動力首先再生產出它自己的價值，其次生產出在資本家階級中間進 行分配以前暫時保留在這個資本家手里的剩余價值。可見，這里產生出一個盈余的價值，現有價值的總量增加了，租賃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論在承租人那里 占了多少便宜，這始終只是已經存在着的先前生產出來的價值的轉讓，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價值總量仍舊不變。一個工人，無論資本家付給他的勞動的報酬 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價值，他的勞動產品總是被人詐騙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則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高于住房價值的房租時才有這種遭遇。因此，試圖把承租人和出 租人之間的關系與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關系等同起來，就是完全歪曲前一種關系。相反，我們要談的是兩個公民之間的十分平常的商品交易，而這種交易是按照各種 調節一般商品買賣，特別是調節“地產”這一商品買賣的經濟規律進行的。首先要計算的是整個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維修費用；其次是依房屋位置好壞程度而 定的地價；最后，決定問題的是當時的供求狀況。這種簡單的經濟關系反映到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的頭腦里就成了下面這個樣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獲取一定部分的社會勞動的永恆的權利根據，盡管這房屋的實際價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綽綽有余地償付給房主了。結果就是： 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這段時期內，其原先的成本價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補償。”

　　這里蒲魯東立即原形畢露了。第一，這里忘記的是，房租不僅應該支付房屋建筑費用的利息，而且還要補償房屋修繕費用，爛賬和欠租的平均額，以及由 于住房偶爾閑置而受的損失；最后，房屋是非永久性的，年深月久就變得不能住人和喪失價值，建筑房屋時所投資本應當逐年分期得到償還。第二，這里忘記的是， 房租還應該支付房屋所占用的地皮帶來的價值附加額的利息，就是說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搆成的。誠然，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會立刻解釋說，這種增值是未經土地 所有者干預而形成的，所以不應歸他所有，而應該歸社會所有；但是他卻沒有覺察到，他這樣說實際上就是要求廢除地產。我們現在就來詳談這一點，會使我們離題 太遠。最后，他沒有覺察到，在這場交易中涉及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購買房屋，而只是購買一定期限內的房屋用益權。蒲魯東既然從未考慮過造成某種經濟現象的真 正實際條件，當然也就弄不清楚，原先建筑房屋的成本價格怎么可能會在50年內以房租形式得到10倍的償還。他不從經濟方面去研究這個并不困難的問題，并弄 清楚它是否真正同經濟規律相抵觸以及怎佯相抵觸，卻大膽地從經濟學領域跳到法學領域，以求得救。他說：”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每年獲得一定款項的 “永恆的權利根據”。至于這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房屋究竟怎樣成為權利根據，蒲魯東卻默不作聲。然而這正是他應當說明的。假如他研究過這一點，他就會發現， 世界上一切權利根據，不論怎樣永恆，也不能使一所房屋有能力在50年內以祖金形式獲得10倍于房屋成本價格的償還；只有經濟條件（這種經濟條件可能在權利 根據形式下獲得社會的承認）才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樣他就又回到他原來的出發點上去了。

　　蒲魯東的全部學說，都是建立在從經濟現實向法學空話的這種救命的跳躍上的。每當勇敢的蒲魯東看不出經濟聯系時——這是他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要遇到的情況——他就逃到法的領域中去求助于永恆公平。

　　“蒲魯東先從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法的關系中提取他的永恆公平的理想。順便說一下，這就給一切庸人提供了一個使他們感到寬慰的論據，說商品生產形 式像公平一樣也是必要的。然后，他反過來又想按照這種理想來改造現實的商品生產和與之相適應的現實的法。如果一個化學家不去研究物質變換的現實規律，并根 據這些規律解決一定的問題，卻要按照‘自然性和親合性’這些‘永恆觀念’來改造物質變換，那么對于這樣的化學家人們該怎樣想呢？如果有人說，高利貸違背 ‘永恆公平’、‘永恆公道’、‘永恆互助’以及其他種種‘永恆真理’，那么這個人對高利貸的了解比那些說高利貸違背‘永恆恩典’、‘永恆信仰’和‘永恆神 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5頁①）

　　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并不比他的老師高明些：

　　“租賃合同是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千百種交易之一，其必要性就像動物軀體中的血液循環一樣。如果這一切交易都能滲透着法的觀念，即到處都按照嚴格的 公平要求來進行，那當然是有利于社會的。總之，社會的經濟主活，應該像蒲魯東所說的那樣提到經濟上的法的高度。而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情況恰好相反。”

　　馬克思正是從這個有決定意義的方面極其扼要而中肯地描述了蒲魯東主義，在這之后過了5年居然還有人能夠用德文把這種混亂的東西發表出來，這難道 是可以設想的嗎，這全部胡說意味着什么呢？無非表明，調節着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的實際作用同作者的法理感大相徑庭，而作者虔誠地希望這種情形能夠得到糾 正。——是啊，癩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癩蛤蟆了！難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滲透着法的觀念”，即它的要求剝削工人的法的觀念嗎？如果作者對我們 說，這并不是他的法的觀念，我們是否就前進了一步呢？

　　我們還是回到住宅問題上來吧，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現在聽任他的“法的觀念”自由馳騁，并發表如下一套動人的議論供人欣賞：

　　“我們毫不猶疑地斷定，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沒有可以稱為私產的住所，這個事實對于我們這個備受贊揚的世紀的全部文明的嘲弄 是再可怕不過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接合點，即人們的家園，正在被社會旋風卷走……我們在這一方面比野蠻人還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 人有自己的上屋，印第安人有他們自己的家園——現代無產者實際上卻懸在空中”等等。

　　在這曲耶利米哀歌中蒲魯東主義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動面貌。要造成現代革命階級無產階級，絕對必須割斷那根把昔日的勞動者束縛在土地上的臍帶。除了 織機以外還有自己的小罩子、小園圃和小塊田地的手工織工，哪怕貧困已極并且遭受種種政治壓迫，仍然無聲無息、安于現狀、“非常虔誠和規規矩矩”，他在富 人、神父、官吏面前脫帽致敬，在內心深處完全是一個奴隸。正是現代大工業把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者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財產、擺脫一切曆來的枷鎖而被置于法 律保護之外的無產者，正是這個經濟革命造成的條件才可能推翻剝削勞動階級的最后一種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可是現在來了這位痛哭流涕的蒲魯東主義者，他哀 嘆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園是一個大退步，而這正是工人獲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條件。

　　27年以前，我（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①一書中）正好對18世紀英國所發生的勞動者被逐出自己家園的過程的主要特征進行過描寫。此外，當時土 地所有者和工廠主所干出的無恥勾當，這種驅逐行動必然首先對當事的勞動者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里也作了如實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這種可 能是完全必然的曆史發展過程看成一種退步，后退得“比野蠻人還低下”嗎？絕對不能。1872年的英國無產者的發展程度比1772年的有自己的“家園”的農 村織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的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園的印第安人，難道能夠在什么時候舉行六月起義或建立巴黎公社嗎？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被大規模釆用時起，工人的物質狀況總的來講是更為惡化了，對于這一點只有資產者才表示懷疑。但是，難道我們因此就應當渴慕地惋 惜（也是很貧乏的）埃及的肉鍋135，惋惜那僅僅培養奴隸精神的農村小工業或者惋惜“野蠻人”嗎？恰恰相反。只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一切曆來的枷 鎖、也擺脫了將其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并且被一起趕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現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和一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有自己家園的舊日農村手工 織工永遠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永遠不會產生這種想法，更說不上希望實現這種想法。

　　相反，在蒲魯東看來，近百年來的全部工業革命、蒸汽力、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并把勞動生產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廠生產，卻是一種極其可惡的事情，一種 本來不應當發生的事情。小資產者蒲魯東向往的世界是這樣的：每個人制造各自的產品，可以立即用來消費，也可以拿到市場上去交換；如果那時每個人能以另一種 產品補償自己勞動產品的十足價值，那么“永恆公平”就得到滿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來了。但是，這個蒲魯東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狀態就已經被不斷前進 的工業發展的腳步踏碎了。這種工業發展早已在大工業的一切部門中消滅了單獨勞動，并且在較小的和最小的部門中日益消滅着這種勞動，而代之以依靠機器和已可 利用的自然力來進行的社會勞動，它所生產的可以立即用來交換或消費的產品是許多人共同勞動的成果。這種產品必須經過許多人的手才能生產出來。正是由于這種 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 滿足全體社會成員丰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朮、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 價值的東西；并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并加以進一步發展。關鍵就在這里。人的勞動生產力既然已發展到這 樣高的水平，統治階級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新理由總是說：一定要有一個階級無須為生產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勞，以便有時間為社會 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廢話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曆史合理性，而現在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一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朮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從來也沒有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無知的人了。

　　但是，這一切同朋友蒲魯東毫不相干。他只要“永恆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個人應當用自己的產品換得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自己的勞動的十足 價值。但是，在現代工業產品上進行這樣的計算，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單個人在總產品中所占的份額，在先前單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自然而然表現在生產出的產 品中，而現代工業則正好把這個份額掩蔽起來了。其次，現代工業日益消滅着作為蒲魯東全部體系基礎的單獨交換，即互相換取產品來供自己消費的兩個生產者間的 直接交換。因此，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着一種反動的特性：厭惡工業革命，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紗機以及其他一切壞東西統 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規規矩矩的手工勞動。哪怕這樣做我們會喪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產力，整個人類注定會陷入極可怕的勞動奴隸狀態，飢餓將成為一種常 規，那也沒什么了不起，只要我們能搞好交換，使每個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勞動所得”并且能實現“永恆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l

　　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毀滅！

　　如果蒲魯東的這種反革命的東西確實能付諸實現，世界是要毀滅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現代大工業制約的社會生產的條件下，每個人也是可能保證獲得“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的，只要這句話還有某種意義的 話。但是，這句話只有作更廣義的理解才有意義，即必須理解成這樣：不是每一單個工人成為這種“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的所有者，而是純粹由工人組成的整個 社會成為他們勞動的總產品的所有者，由這個社會把總產品的一部分分配給自己的成員去消費，一部分用以補償和增加自己的生產資料，一部分儲存起來作為生產和 消費的后備基金。

　　──

　　看了上面所說的一切之后，我們就可以預先知道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將如何解決重大的住宅問題了。一方面，我們聽到這樣的要求：每個工人都有自己 的、歸他所有的住房，好使我們不再比野蠻人還低下。另一方面，我們又聽到這樣的說法：實際上發生的房屋的原先的成本價格以房租形式得到2倍、3倍、5倍或 10倍償還的情況，是以某種權利根據為依據的，而這種權利根據是與“永恆公平”相抵觸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很簡單：我們廢除權利根據，根據永恆公平宣布交付 的房租是對住房本身價格的一種分期償付。如果我們設定的前提本身就已經包含了要下的結論，那么當然只要有江湖騙子的技巧就可以從口袋中現成地掏出預先准備 好了的結論，并且夸耀說引出這個結論的邏輯是不可動搖的。

　　這里的情形也是這樣。廢除住房租賃制被宣布為一種必然性，具體他說，就是要求把每個承租人變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我們怎樣做到這一點呢？簡單得很：

　　“贖買出租住房……把房屋的價值不短分匣地償付給原來的房主。過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奉獻給資本的永恆權利的貢賦，而現在，從宣布贖買出租住 房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筆精確規定的金額，就成為對轉歸他所有的住房價值的逐年的分期償付……社會……就這樣變成由獨立的、自由的住房所有者所組成的 總體。”

　　在這位蒲魯東主義者看來，房主不勞動而能從自己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種違背永恆公平的罪行。他發出一道命令：這種情況必須 禁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不應當再獲取利息，而就這部分資本又體現為所購買的地產這一點來說，也不應當獲取地租。但是，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即現代社會的基礎，并不因此而受到觸動。工人受剝削的關鍵是：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而資本家通過這種交易來使用勞動力，讓工人生產出比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 價值多得多的價值。資本家與工人間的這種交易創造出隨后以地租、商業利潤、資本利息、捐稅等等形式在各類亞種資本家及其仆人之間進行分配的全部剩余價值。 現在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出來宣稱，即使禁止僅僅一類亞種資本家，而且就是那些不直接購買勞動力來生產剩余價值的資本家去獲取利潤或利息，那也是前進一步 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剝奪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從工人階級身上剝削來的無酬勞動的總額也絲毫不會變動；然而這并不妨礙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宣 稱：

　　“所以，廢除住房租賃制是革命思想母腹中產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輝煌的追求之一；它應當成為社會民主派方面的頭等要求。”

　　這同老師蒲魯東本人在集市上的叫賣聲一模一樣，在他那里母雞咕噠咕噠的叫聲也總是同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

　　但是，請想象一下，每個工人、小資產者和資產者，都要通過逐年分期付款先成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后又成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這是多么美妙 的情景啊！在英國工業區，那里的工業規模大，而工人的房屋小，而且每個有家眷的工人都單獨居住一所小屋子，所以在這里上述設想也許還有某種意義。但是在巴 黎和大陸的多數大城市里工業規模小但房屋大，里面合住着10家、20家、30家。在宣布贖買一切出租住房的救世法令頒布的那一天，有一個名叫彼得的工人在 柏林一家機器制造廠做工。經過一年以后，按照我們的設想，他成了漢堡門附近他所住的6層樓上的一個小房間的的所有者，他失業了，不久就搬到漢諾威的波特霍 夫，住在庭院景色秀麗的4層樓上一個相似的房間里，在這里住了5個月，剛剛獲得了所有權的，突然一次罷工再把他拋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11個月， 承擔了上昂格爾小巷后面一個相當陰暗的底層房間不多不少的所有權。以后多次遷移，這是現在的工人時常遇到的情況，于是他又承擔了聖加倫一處同樣能說得過去 的住房的的所有權，另外一處在利玆的住房的的所有權，以及第三處在瑟蘭的住房的的所有權——計算得這樣精確，是為了不讓“永恆公平”有所抱怨。我們的彼得 從各個住房的這全部占有份額中能夠得到什么呢？誰會給予他這些份額以恰如其分的價值呢？他到哪里去尋找他先前住過的那許多住房的其余份額的那個或者那些所 有者呢？一座多層的大樓，比方說，有20套住房，在贖買期滿和住房租賃制廢除后也許要屬于散居世界各處的300個部分所有者，那么這樣一座大樓的所有權關 系將怎么處置呢、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將會回答說，到那時候，將成立蒲魯東的交換銀行136，這個銀行將隨時對每人的每一勞動產品支付十足的勞動所得，因此 也會對住房的每一份額支付十足的價值。但是，蒲魯東的交換銀行在這里與我們毫不相干，因為第一，在論住宅問題的各篇論文中甚至從來沒有提到過它；第二，它 是以一種奇怪的謬論為依據的，即認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價值的買主；第三，在蒲魯東發明它之前，它已經在英國以勞動交換市場 137的名義破產過不止一次了。

　　工人應當購買自己的住房這種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們已指出的蒲魯東的那個反動的基本觀點之上的，這個觀點認為現代大工業所創造的狀態是一種病 態的畸形物，必須用強制手段——即逆着社會100年來所順從的潮流——使這個社會退回到以單個人的舊的一成不變的手工勞動為常規的狀態中去，這種狀態無非 是已經滅亡和正在滅亡的小手工業生產的理想化的重建。假如工人真的重新被拋回到這種一成不變的狀態中去，假如“社會旋風”真的僥幸被排除了，那么工人當然 又能來享用“家園”所有權，于是上述的贖買論就不會顯得那樣乏味了。但是蒲魯東忘記了，要實現這一點，他首先就必須把世界曆史的時鐘倒撥100年，從而把 當代工人又變成像他們的高祖們那樣眼界狹隘、唯唯諾諾、膽個怕事的奴隸。

　　至于蒲魯東的這種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中的合理的和可以實際實現的內容，現在已經付諸實行了，但這不是出自“革命思想母腹”，而是由大資產者本身倡導的。我們且聽一聽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報紙《解放報》138在1872年3月16日論及這個問題的一段話：

　　“還有另一種由蒲魯東提出的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它初看起來倒也光輝奪目，但仔細一考察就顯得完全無力了。蒲魯東建議把承祖人變成分期付款的買 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作分期償付住房價值的贖款，而承租人經過一定時期后便成為這所住房的所有者。這種在蒲魯東看來很革命的辦法，現今已在世界各國被投 機公司釆用着，這些公司用提高租價的辦法來讓承租人償付比房屋價值多一兩倍的價值。多爾富斯先生和法國東北部其他大工廠主實行這套辦法，不僅是為了搾取金 錢，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統治階級最明達的領袖總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數，以便為自己造就一支反對無產階級的大軍。上一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曾把貴族和教會的大地 產打碎，使之成為小地產，——現在西班牙共和派對于至今還存在着的大地產也想釆取這種辦法，——因而造成了一個小土地所有者階級，這個階級從那時起就成了 社會中最反動的成分和城市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固定障礙，拿破侖第三曾打算用發行小額國家公債券的辦法在城市中也造成這樣一個階級，而多爾富斯先生及其同行 把可以逐年分期償付的小住房賣給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圖磨滅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這種地產把他們束縛在他們做工的工廠里。可見，蒲魯東的計划不僅絲毫沒 有減輕工人階級所受的苦痛，甚至反過來直接危害工人。”①

　　那么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里，這個問題同其他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靠供求的逐漸的經濟上的均衡來加以解決。這 樣解決了之后，問題又會不斷產生，所以也就等于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當時的情況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 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既然我們不必為未來社會的組織臆造種種空想方案，探討這個問題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 市中有足夠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決現實的“住房短缺”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或者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 工人搬進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征用民宅供軍隊宿營那樣容易實現了。

　　──

　　但是，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并不滿足于自己在住宅問題方面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他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從平地提升到高級的社會主義的領域，以表明這個問題在那里也是“社會問題”的極其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假定，資本的生產性真正被抓莊雙角而予以制服，而這是遲早總會發生的，例如通過一項過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眼。這項法律把一切資本利率規定 為一分，并且請注意，這里還有這樣一種趨勢，即這一分利率還要逐漸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資本周轉所必需的勞動以外，就再沒有什么別的要償付了。自然，房 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產品一樣，都要納入這種法律的范圍……房主自己將第一個求售房屋，否則他的房屋就會沒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也就根本沒有 用處了。”

　　這段議論包含蒲魯東的教義問答中的一個基本信條，并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亂觀念的一個明顯例證。

　　“資本的生產性”是蒲魯東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里粗率地抄來的胡說。誠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開始時也說過，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價值 的尺度；但是他們還應當說明，為什么資本家把資本預付到工業或手工業企業，結果不僅能收回他預付的資本，并且另外還取得利潤。因此，他們必然陷入重重矛 盾，便硬說資本本身有一定的生產性。蒲魯東照搬這一套關于資本的生產性的說法，就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他是多么深地陷入了資產階級的思維方式之中。我們一開 始就已經看到，所謂“資本的生產性”，無非是說資本（在現代的社會關系下，沒有這種關系資本就不成其為資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無酬勞動攫為己有的性質。

　　然而，蒲魯東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同，他不嘉許這種“資本的生產性”，而是相反，發現它是破壞“永恆公平”的。它阻礙工人得到自己的十足的勞動 所得。因此必須把它廢除。怎樣廢除呢？用強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直至最后降到零。那時，在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看來，資本就不再是具有生產性的資本了。

　　借貸的貨幣資本的利息，只是利潤中的一部分；不論工業資本的利潤或商業資本的利潤，都只是資產階級以無酬勞動形式從工人階級那里奪走的剩余價值 中的一部分。調節利率的經濟規律同調節剩余價值率的規律毫不相干，就像同一社會形式中各種規律彼此可以毫不相干一樣。至于說到這種剩余價值在各個資本家間 的分配，那么很明顯，對于在本企業中使用大量其他資本家的預付資本的工業家或商人說來“，在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利率下降多少，利潤率便提高多少。 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廢除利率決不會真正把所謂“資本的生產性”的“雙角抓住而予以制眼”，倒是只會把從工人階級那里奪來的無酬剩余價值在各個資本家之間 的分配調節成另一個樣子，并且不是保證工人在工業資本家面前獲得利益，而是保證工業資本家在食利者面前獲得利益。

　　蒲魯東從他的法學觀點出發，不是用社會生產的條件，而是用這些條件借以獲得普遍表現的國家法律來解釋利率以及一切經濟事實。從這種看不見國家法 律和社會生產條件之間的任何聯系的觀點看來，這些國家法律必然是純粹的隨心所欲的命令，隨時可以用直接相反的東西來替代。因此，在蒲魯東看來，最容易不過 的就是頒布法令——如果他擁有這種權力的話——把利率降低為一分。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會條件照舊不變，蒲魯東的這個法令也就只是一紙空文。不管頒布怎樣 的法令，利率照舊將由現在支配它的經濟規律來調節。能借到錢的人還會像以前那樣視情況按兩分、三分、四分和更高的利率借錢，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會非常謹 慎，只把錢借給那些不會去打官司的人。況且，這種剝奪資本的“生產性”的偉大計划淵源久遠，它同旨在限制利率的高利貸法一樣古老，然而這些法律現在到處都 已經廢除，因為實際上它們經常遭到破壞或規避，而國家不得不承認自己對社會生產規律無能為力。而現在恢復這些無法執行的中世紀法律，據說就可以“把資本的 生產性的雙角抓住而予以制服”！讀者可以看到，越是深入地考察蒲魯東主義，就越能看出它的反動性。

　　一旦利率通過這種方法降低到零，從而廢除了資本利息，那時“除了資本周轉所必需的勞動以外，就再沒有什么別的要償付了”。這意思應當是說，廢除 利率就等于廢除利潤，以至于廢除剩余價值。但是，如果一紙法令真的能夠把利息廢除掉，結果又會怎樣呢？那時食利者階級就沒有必要把自己的資本當作貸款貸 出，而他們也必定會不惜冒險把資本投入自己的工業企業或投入股份公司。資本家階級從工人階級那里奪走的剩余價值總額會依然如舊，只是它的分配發生了變化， 但是變化不大。

　　事實上，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忽略了，在現今資產階級社會里購買商品時，一般說來，也是除了“資本周轉所必需的＜應當說：一定商品的生產所必需 的）勞動”以外，就再沒有什么別的東西要償付了。勞動是一切商品價值的尺度，在現代社會中——撇開市場的波動不談——就整個平均情況來說，要商品被償付得 高于制造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不是的，親愛的蒲魯東主義者，難題完全不在這里，難題就在于“資本周轉所必需的勞動”（姑且用您的糊塗 說法來表達）根本沒有被十足償付！要知道這是怎么一回事，您可以去讀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第128—160頁①）。

　　但是這還不夠。一旦廢除了資本的息金，租全也就廢除了。因為“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產品一樣，都要納入這種法律的范圍”。這正好像那位老 少校吩咐人把自己部下的一個一年志願兵叫來并對他說：“喂！聽說你是一個醫學博士，那就請你常到我家走走；我家里有一個妻子和七個孩子，總是有人要出點什 么毛病的。”

　　那位志願兵說：“對不起，少校先生，我是哲學博士！”

　　少校：“這倒無所謂，反正博士就是博士。”

　　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也是這樣：不論是租金或資本息金，——這對他是無所謂的，反正金就是金，博士就是博士。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租價即所謂的租金由下述几個部分搆成：（1）地租；（2）建筑資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潤在內；（3）修繕費和保險費；（4）隨房屋逐漸破舊無用逐年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資本補償費（折舊費），包括其利潤在內。

　　現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將第一個求售房屋，否則他的房屋就會沒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也就會根本沒有用處了”。當然啦。如果 廢除了借貸資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沒有一個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這只是因為房租也可以叫作租金，而租金包含有真正的資本利息這個部分。博士就是 博士。如果說高利貸法在通常的資本利息方面僅僅因為有人規避就失效，那么這個高利貸法則從來沒有觸動房租價格的哪怕一絲一毫。只有蒲魯東才能幻想：他的新 高利貸法不僅能輕而易舉地調節和逐漸廢除簡單的資本利息，而且還能輕而易舉地調節和逐漸廢除復雜的房租。139但是，那時究竟為什么還要用重金從房主那里 購買這個“根本沒有用處的”房屋，為什么房主在這種情形下不再舍點錢把這個“根本沒有用處的”房屋變賣掉，以免再花修繕費呢，——這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秘 密。

　　在高級的社會主義（老師蒲魯東稱之為超級社會主義）領域中作出這番令人鼓舞的成就以后，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就認為自己有資格飛得更高一些。

　　“現在只要再作出几個結論，就可以從各方面充分闡明我們探討的極其重要的問題。”

　　這都是些什么樣的結論呢？從前面的議論中是得不出這些結論的，正如從廢除利率中得不出住房喪失價值的結論一樣；去掉我們的作者的那些冠冕堂皇的 辭藻，這些結論不過是說，要順利開展贖買出租住房這項業務，最好要有：（1）有關的精確統計，（2）優良的衛生警察，（3）能勝任建筑新房屋的建筑工人協 作社。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極好極妙的，但是，盡管有這一切集市叫賣式的辭令。它們并不能“充分闡明”蒲魯東漆黑一團的糊塗思想。

　　誰做出了這樣的大事，誰也就有權來鄭重地訓誡德國工人說：

　　“這些問題以及類似的問題，在我們看來，完全值得社會民主派注意……但願他們能像在這里努力弄清住宅問題那樣，也來弄清其他如信用、國債、私人債務、稅收等等同樣重要的問題。”

　　這樣，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就向我們許下了一系列關于“類似的問題”的文章，如果他論述這些問題，也像他論述當前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一樣詳 細，那么《人民國家報》就可以保證有足夠一年用的稿件了。不過我們預先就能知道它們的內容——全都是已經講過的那一套：資本利息一被廢除，國債和私人債務 的利息也會跟着消失，信用就會變成無息的了，等等。同一個咒語可以用于任何一個對象，并且在每一場合都可以按照無情的邏輯得出驚人的結論：資本利息一被廢 除，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過，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用來嚇唬我們的都是些美妙的問題。信用！除了逐周借錢或向當鋪借錢以外，工人還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工人借錢是無償 的，或者是有息的，或甚至是當鋪的高利貸，對工人說來難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別嗎？如果一般說來工人由此得到一點好處，因而勞動力的生產費用變得便宜些，那 么勞動力的價格難道不是必然會下降嗎？但是，對資產者，尤其是對小資產者說來，信用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如果能夠隨時利用信用，并且還是無息信用，這對 小資產者來說尤其是一件美事。國債！工人階級知道，國債不是它籌借的，當它奪得政權時，它將讓那些籌借國債的人償還。私人債務！——請參看信用項。稅收！ 這對資產階級利害很大，而對無產階級利害則很小。工人應交付的稅金始終不斷地包括進勞動力生產費用之中，因而要由資本家一并償付。所有這里當作工人階級極 其重要的問題向我們提出的各點，實際上只是對資產者尤其對小資產者才有重大利害關系，我們則同蒲魯東相反，認為工人階級并不負有保護這些階級的利益的使 命。

　　至于真正同工人有關的重大問題，即資本家與雇佣工人的關系問題，資本家怎樣靠自己的工人的勞動來發財的問題，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卻只字不提。誠 然，他的尊長和老師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根本沒有搞清楚，而他這個蒲魯東主義者的最后的几篇著作實質上也并沒有超出《貧困的哲學》①，這本書的淺薄無知，早 在1847年馬克思就已經作了極其中肯的分析。

　　非常可悲的是，25年以來，除了這位“第二帝國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以外，羅曼語族的工人就几乎沒有過任何別的社會主義精神食糧。如果蒲魯東主 義的理論現在又要在德國泛濫起來，那就加倍不幸了。但是對這點根本用不着擔心。德國工人在理論方面已經比蒲魯東主義先進了50年，僅僅拿住宅問題作為一個 例子來說明就足夠了，在這方面不必再花費力氣。

第二篇 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一

　

　　在論蒲魯東主義者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的那一篇中，已經說明小資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有多大的直接利害關系。但是，大資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也有頗大 的、雖然只是間接的利害關系。現代自然科學已經證明，擠滿了工人的所謂“惡劣的街區”，是不時光顧我們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發源地。霍亂、傷寒、腸熱症、天 花以及其他災難性的疾病，總是通過工人街區的被污染的空氣和混有毒素的水來傳播病原菌；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從未絕跡，條件適宜時就發展成為普遍蔓延的流行 病，越出原來的發源地傳播到資本家先生們居住的空氣清新的合乎衛生的城區去。資本家政權對工人階級中間發生流行病幸災樂禍，為此卻不能不受到懲罰；后果總 會落到資本家自己頭上來，而死神在他們中間也像在工人中間一樣逞凶肆虐。

　　當這一點由科學查明以后，仁愛的資產者便寬宏大量地爭先恐后地關懷起自己工人的健康來了。于是就建立協會，撰寫著作，草擬方案，討論和頒布法 律，以求根絕一再發生的各種流行病。對工人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設法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特別是在英國，由于那里大城市最多，因而烈火已經燒到大資產者 頭上，已開展起大規模的活動；委任了調查勞動階級衛生狀況的政府委員會；它們的報告在精確、完備和公正方面勝過大陸上發表的一切資料，成了包含有或多或少 嚴厲的干預措施的新法律所依據的基礎。這些法律雖然也極不完善，然而還是遠遠勝過大陸至今在這方面所做的一切。雖然如此，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產生出必 須加以治療的弊病，并且必然不斷反復地產生，以致這種治療甚至在英國也很難說有什么進步。

　　在德國，照例需要長得多的時間，才能使這里也長期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發展到可以把昏睡的大資產階級推醒過來的危急程度。不過，誰走得慢，誰就走 得穩當些，終于在我們這里也出現了一些關于公共衛生和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文獻，這些文獻無非是從外國前輩，主要從英國前輩那里抄來的淡而無味的摘錄，人們 用響亮華麗的辭藻把它們打扮成高明見解來欺騙人。其中有一本書，就是埃米爾·薩克斯博士的《各勞動階級的居住條件及其改良》（1869年維也納版）。

　　我之所以選出這本書來說明資產階級對住宅問題的觀點，只是因為它試圖盡量包羅關于這個問題的一切資產階級文獻。我們的這位作者當作“資料”用的 這些文獻真是妙極了！從英國議會報告書，即真正的重要資料中，只提到了最；日的三篇的名稱；整本書證明作者連其中一篇都從來沒有看過；可是他卻給我們介紹 了一系列專講空話的資產階級的、好心的市儈的、虛偽慈善主義的著述：杜克佩西奧、羅伯茨、霍爾、胡貝爾的著作，英國社會科學（倒不如說胡說）大會的發言 稿，普魯士保護勞動階級福利協會的會刊，奧地利關于巴黎世界博覽會的官方報告，波拿巴當局關于同一博覽會的官方報告，《倫惇新聞畫報》，《海陸漫游》，最 后是一位“公認的權威”，一個具有“敏銳而務實的頭腦”和“令人悅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那位尤利烏斯·孚赫！在這個資料單中缺少的只是《涼亭》、 《喧聲》和射手庫奇克。140

　　薩克斯先生為了使自己的觀點不致引起誤解，在第22頁上聲稱：

　　“我們稱之為社會經濟學的，就是國民經濟學說在社會問題上的運用，確切些說，就是這門科學為我們提供的用以達到下述目標的各種手段和途徑的總 和，這個目標就是：根據這門科學的‘鐵的’規律在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框架內使所謂的＜！＞無財產者階級上升到有財產者的水平。”

　　我們且不去討論這種認為“國民經濟學說”或政治經濟學一般說來不去研究“社會”問題而是研究其他問題的糊塗觀念。我們要立即來研究主要點。薩克 斯博士要求讓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鐵的規律”，讓“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框架”，換句話說，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成不變地保留下去，而“所謂的無財產者 階級”的狀況則應該上升到“有財產者的水平”。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不是所謂的無財產者階級的存在，而是真正的無財產者階級的存在。這 個階級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出賣，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工業資本家。可見，薩克斯先生所發現的新科學即“社會經濟學”的任務 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途徑，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這一方同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無財產的雇佣工人這另一方之間的對立為基 礎的社會狀態內部，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變成資本家而同時又繼續當雇佣工人。薩克斯先生以為他這樣就把問題解決了。也許他會不吝賜教，給我們指出，法國軍隊 中從老拿破侖時代起就有機會晉升元帥的每位士兵可以怎樣變成元帥而同時又繼續當普通士兵，或者給我們指出，怎樣做到使德意志帝國的4000萬臣民都變成德 國皇帝。

　　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實質是希望保全現代社會一切禍害的基礎，同時又希望消除這些禍害。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想要“消除 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他們想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①。我們已經看到，薩克斯先生恰好也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他認為解決了 住宅問題便解決了上述問題；他所持的意見是：

　　“用改善各勞動階級住房的辦法就能有成效地減輕上述那些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這種辦法——僅僅用廣泛改善住房條件的辦法——就能把這些階級的絕大部分人從他們那種常常几乎是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實實在在的高峰。”（第14頁）

　　順便說說，無產階級是由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造成的，同時又是這些生產關系繼續存在的條件，而掩飾這個階級的存在是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因此，薩 克斯先生在第21頁上向我們說明：在勞動階級中，除工人本身以外，按理解還應包括一切“貧窮的社會階級”，“全體小百姓，即手工業者、寡婦、領卹金者 〈！〉、下級官吏等等”。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向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伸出了手！

　　住房短缺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它是怎樣發生的呢？善良的資產者薩克斯先生可能不知道，它是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必然產物；這樣一種社會沒有住房短 缺就不可能存在，在這種社會中，廣大的勞動群眾不得不專靠工資來過活，也就是靠為維持生命和延續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資料來過活；在這種社會中，機器等等 的不斷改善使大量工人失業；在這種社會中，工業的劇烈的周期波動一方面決定着大量失業工人后備軍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時地造成大批工人失業并把他們拋上街 頭；在這種社會中，工人大批地涌進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現有條件下為他們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這種社會中，最污穢的豬圈也經常能找到租賃 者；最后，在這種社會中，身為資本家的房主不僅有權，而且由于競爭，在某種程度上還有責任從自己的房產中無情地搾取最高額的租金。在這樣的社會中，住房短 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種必然的現象；這種現象連同它對健康等等的各種反作用，只有在產生這種現象的整個社會制度都已經發生根本變革的時候，才能消 除。但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知道這點的。它不可能弄清楚住房短缺是現存條件造成的。因此，它別無他法，只好用一些道德說教來把住房短缺歸之于人的 邪惡，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這里應當承認，——因而也就不能否認〈多么大膽的結論！〉——過錯……一部分應歸之于渴望得到住房的工人本身，另一部分并且是更大的部 分應歸之于負責滿足這種需要的人，或者應歸之于那些雖擁有必要資金而根本不肯負起這種責任的人們，即各有產的上等社會階綴。后者的過錯……就在于他們不願 意設法充分供應良好的住房。”

　　蒲魯東曾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法學領域，而我們這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這里則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道德領域。這是很自然的。誰宣稱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即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鐵的規律”不可侵犯，同時又想消除它的種種令人不快的但卻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別無他法，只好向資本家作道德說教，而這種 說教的動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時一碰到競爭，就又會立刻煙消云散。這種說教同站在水池邊的老母雞向它孵出的在池中歡快地游來游去的小鴨所作的說教是 一樣的。雖然水里容易淹死，小鴨還是下了水；雖然利潤不講溫情，資本家還是趨求利潤。“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溫情可言的”——老漢澤曼早就這樣說過141， 在這一點上他比薩克斯先生見解深刻。

　　“良好的住房很貴，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沒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資本……對于建造供勞動階級居住的住房望而卻步……因而這些階級由于需要住房而大部分落入投機活動的羅網。”

　　可惡的投機活動！大資本自然是決不會進行投機的！但是，阻止大資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機的不是什么惡意，而只是無知：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滿足住房需要……會產生多么重大的影響；他們不知道，當他們照例這樣不負責地供給人們以惡劣的、有害的住房的時候，他們會使人們受到怎樣的損害；最后，他們不知道，他們這樣做對自己有什么害處。”（第27頁）

　　但是，資本家的無知還要加上工人的無知，才能一起造成住房短缺。薩克斯先生承認，“最下層的”工人“為了不致露宿街頭，總有必要〈！〉設法在什么地方找到一個過夜的地方，而他們在這方面是完全沒有自衛能力和孤立無援的”，接着他對我們說：

　　“有個事實大家畢竟都知道，這就是，他們〈工人〉中間有許多人由于輕率，而主要是由于無知，几乎可以說是被巧妙地奪走其機體自然發展和健全生存所必需的條件，他們絲毫也不懂得合理的保健，特別是不懂得住房在這方面有多么重大的意義。”（第27頁）

　　但是在這里，資產者露出馬腳來了。資本家的“過錯”不聲不響地化為了無知，而工人的無知不過成了發生過錯的根由。請聽一聽吧：

　　“所以，結果就是（自然是由于無知）只要能省一點房租，他們就搬進陰暗、潮溼、狹小的住房，簡言之，搬進對種種衛生要求來說簡直是一種嘲弄的住 房……往往是几家人合租一處住房，甚至合租一個房間——這一切都是為了盡可能少花一點房錢，同時他們卻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似地揮霍在酗酒和種種無聊娛 樂上面。”

　　工人“揮霍在煙酒上面”（第28頁）的錢、“成天泡酒館的生活及其種種悲慘后果，像鉛花一樣一再把工人等級拖進泥坑”，——這確實像鉛砣一樣壓 在薩克斯先生的胃里。至于在現今環境下，工人酗酒，像傷寒、犯罪、寄生蟲、法警和其他社會病害一樣，都是他們的生活狀況的必然產物，它必然產生，甚至人們 可以預先計算出酗酒者的通常的人數，這一點又是薩克斯先生不可能知道的。不過，我以前的一位啟蒙老師早就說過：“平民進酒館，上等人進俱樂部。”這兩種地 方我都去過，所以能夠證實這話是對的。

　　關于雙方“無知”的這一套廢話，歸結起來無非是主張勞資利益和諧的老調，如果資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會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房，并改 善工人的整個處境；如果工人認識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不會舉行罷工，不會從事社會民主運動，不會參與政治，而會乖乖地聽從自己的上司資本家。真可惜， 雙方都發現自己的利益完全不是薩克斯先生及其無數前輩在說教中所講的東西。關于勞資和諧的福音到現在已經宣講了50年了，資產階級的慈善家為了通過設立模 范設施來證明這種和諧已經花了不少錢，可是我們往下就會看到，實際情形在這50年內絲毫也沒有改變。

　　我們的作者現在要來實際解決問題了。蒲魯東要把工人變成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計划是多么缺乏革命性，這僅僅從下面這個事實中就可看出：資產階級社會 主義早在蒲魯東以前就已經嘗試——并且現在還在嘗試——實施這個計划。薩克斯先生也宣稱，住房問題只有使住房所有權轉歸工人才能完全解決（第58頁和第 59頁）。不僅如此，他一想到這里就感慨萬端，寫出了如下激動的文字：

　　“在人所固有的對于地產的眷戀中，在連現代劇烈的營利生活也不能使之削弱的本能中，潛藏有一種奇特的東西。這就是人下意識地感覺到地產這種家當 意義重大。人一獲得了地產，也就獲得了可靠的地槃，仿佛在土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經濟〈！〉都在地產中獲得最穩固的基礎。然而，地產的賜福的力 量還遠遠超出這些物質利益之外。准有幸能把一塊土地稱為自己的東西，他就達到了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經濟獨工地位；他就有一個他可以獨立自主地來支配的領 域，他就成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實力，在困難的日子里就有了一個可靠的根據地；他的自我意識就生長起來。從而他的道德力量也隨之生長起來。因此地 產在這個問題上是有深遠意義的……這樣一來，現在無可奈何地聽任變動不定的市場行情擺布的、總是聽從雇主的工人，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擺脫這種尷尬的處境；他 會成為資本家，并且可以通過他因此而能夠利用的不動產抵押信貸來避免失業或喪失勞動能力造成的危險，通過這種辦法，他就會從無財產者階級上升為有財產者階 級。”（第63頁）

　　薩克斯先生大概設想人本質上就是農民；否則他就不會硬說我們大城市中的工人眷戀地產，而以前誰也沒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發現過這種對地產的眷戀。 對于我們大城市工人說來，遷徒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條件，而地產對于他們只能是一種枷鎖。如果讓他們有自己的房屋，把他們重新束縛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壞他們反 抗工廠主壓低工資的力量。個別的工人也許偶然能賣掉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發生重大罷工事件或者工業普遍危機的時候，受牽連的工人的所有房屋都會上市出賣， 因而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買主，或者賣得遠遠低于成本價格。如果他們全都找到了買主，那薩克斯先生的全部偉大的住房改革便又告吹，只好再從頭做起。不 過，詩人總是生活在想象世界里的；薩克斯先生也是這樣，他想象土地所有者已經“達到了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已經有了“可靠的根據地”，“他會成為資本 家，并且可以通過他因此而能夠利用的不動產抵押信貸來避免失業或喪失勞動能力造成的危險”等等。但是，讓薩克斯先生去仔細看一看法國和我們萊茵河流域的小 農吧；他們的房屋和田地都由于抵押而變成最沉重的負擔，他們的莊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經屬于債主，在他們的“領域”內可以獨立自主地支配的不是他們自己，而是 高利貸者、律師和法警。這對高利貸者來說的確是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而為了使工人能夠盡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給高利貸者來獨立自主地支 配，好心的薩克斯先生就周到地告訴工人可以利用不動產抵押信貸。他們在失業和喪失勞動能力時可以利用這種信貸，而不必去加重濟貧事業的負擔。

　　無論如何，薩克斯先生現在已經把開始時提出來的問題解決了：工人因獲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為資本家”了。

　　資本就是對他人無酬勞動的支配。因此，只有當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給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勞動產品時，他的小屋子才成為資 本。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這屋子恰好就不會變成資本，正如我從裁縫那里買來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資本一樣。擁有價值1000塔勒的小屋子的工 人，的確不再是無產者了，然而只有薩克斯先生這樣的人才能稱他是資本家。

　　但是，我們這個工人身上的資本家特征還有其另一方面。我們假定，在某個工業地區里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這已經成為通例。在這種場合，這個 地區的工人階級便免費享用住房；住房費就不再算人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以內。但是，勞動力生產費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任何長期降低，“根據國 民經濟學說的鐵的規律”，也就等于勞動力價值的降低，所以歸根到底會引起工資的相應降低。因此，工資下降的平均數量就會相當于節省下來的房租的平均數量， 也就是說，工人住自己的房屋還是付了租金，不過不是像以前那樣以貨幣形式付給房東，而是以無酬勞動形式付給他為之做工的廠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儲 蓄確實在一定的程度上會成為資本，但這個資本不歸他自己所有，而是歸那個雇他做工的資本家所有。

　　可見，薩克斯先生甚至連在紙面上也沒有能把自己的那個工人變成資本家。

　　附帶說一句，上面所說的話對于終究會節約或降低工人生活資料費用的一切所謂社會改革都是適用的。如果這些改革能普遍推行起來，那時工資就會跟着 相應地降低；如果它們始終只是個別的實驗，那時它們作為個別例外而存在這個事實，就證明大規模實現這些改革是同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相容的。我們假 定，某個地方由于普遍建立消費合作社而使工人食品價格降低了20％；那么這個地方的工資經過一些時候就會降低將近20％，也就是說，降低的比率同這些食品 費用在工人生活費用中所占的比率相一致。譬如說，假若工人在這些食品上平均花費自己一周工資的，那么工資最終會降低×20＝15％。簡要他說，只要這類節 約性改革普遍推行起來，工人通過這種節約能縮減多少生活開支，他所得的工資也就會降低多少。如果每個工人能節約出52塔勒的獨立收入，那么他的每周工資最 后一定會降低1塔勒。總之，他越節約，他所得到的工資就越少。因此，他節約不是對自己有利，而是對資本家有利。還有什么辦法能“最有力地激發他發揚……首 要的持家之道，即節儉精神”呢？（第64頁）不過，薩克斯先生接着又告訴我們，工人成為房主，與其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說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

　　“要知道，不僅工人等級，而且整個社會都極其關心的是，期望看到盡可能多的成員依附于＜！＞土地（我很想哪怕是有一次看到處于這種狀態下的薩克 斯先生）……假如……工人自己通過這種辦法轉變成有財產者階級，那么使我們腳下燃燒的叫作社會問題的火山噴出烈焰的一切潛伏力量，即無產階級的怨恨、憎 惡……危險的錯誤思想……都一定會像晨霧碰到朝陽那樣消散。”（第65頁）

　　換句話說，薩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隨着占有房屋而發生的無產者地位的改變，也喪失自己的無產者的性質，重新像他們那些也有過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樣成為恭順的膽小怕事的人。這可能是蒲魯東主義者們念念不忘的事情。

　　薩克斯先生以為他這樣就把社會問題解決了：

　　“更加公平地分配財富，這個曾經有許多人怎么也猜不出的斯芬克斯之謎，現在不是已經成為可以捉摸的事實而擺在我們面前了嗎？它不是因此已經脫離 理想領域而進入了現實領域嗎？如果這成為事實，那不就是達到了甚至連社會主義者中的最極端的派別也視為自己理論頂峰的最高目標之一嗎？”（第66頁）

　　真是幸運，我們總算攀登到了這個地方。這一聲歡呼正是薩克斯先生這本書的“頂峰”，此后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從“理想領域’、降到平坦的現實；而當我們到達下面的時候，就會發現，在我們離開的那段時間里，這里是毫無變化，的確是毫無變化。

　　我們的向導為了讓我們往山下邁出第一步，教導我們說，工人住房制度有兩種：一種是小宅子制，每個工人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而且可能還有一個小 園圃，像在英國那樣；另一種是營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許多戶工人，像在巴黎、維也納等等地方那樣。介乎兩者之間的是德國北部流行的制度。誠然，小宅子 制是唯一恰當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權的制度；營房制對健康、道德和家庭寧靜來說確有很大的缺點，——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房短缺的中心 地點，在大城市里，小宅于制因為地價昂貴而不能實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修建大營房而能建造有4—6套住宅的房屋，或者運用各種建筑上的巧妙方法把營房制 的最重大缺點消除，也就應該感到欣幸了（第71—92頁）。

　　我們不是已經往下走了一大段了嗎？把工人變成資本家，解決社會問題，使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這些都仍留在高高的“理想領域”里了；我們現在能做的事是在鄉間實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盡可能把工人營房修造得還能過得去。

　　可見，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顯然遭到了失敗，由于碰到城鄉對立而遭到了失敗。在這里我們接觸到了問題的核心。住宅問題，只有當社會已經得 到充分改造，從而可能着手消滅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已達到極其尖銳程度的城鄉對立時，才能獲得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消滅這種對立，相反，它必然使這種對 立日益尖銳化。對此，現代第一批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和傅立葉已經有正確的認識。在他們的模范大樓中，城鄉對立已經不存在了。可見，這里的情形恰好與薩克斯 先生所斷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同時就會導致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由于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才同時使得解決住宅問題 成為可能，想解決住宅問題又想把現代大城市保留下來，那是荒謬的。但是，現代大城市只有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 件事一開始，那就不是給每個工人一所歸他所有的小屋子的問題，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每一次社會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接過現有的東西，并且憑借現有的手段來消除最難容忍的禍害。我們已經看到：把屬于有財產者階級的豪華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剝奪，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來住人，就會立即彌補住房短缺。

　　薩克斯先生接下來又從大城市的存在出發，長篇大論地論述應當在大城市附近建立工人移民區，并且描寫了這種工人移民區的一切妙處，這里有公共“自 來水、煤氣照明、蒸汽供暖或熱水供暖、洗衣房、干燥室、浴室等等”，還有“托兒所、學校、祈禱室〈！〉、閱覽室、圖書館……葡萄酒和啤酒貯藏窖、豪華氣派 的跳舞廳和音樂廳”，還有傳送到每所房子里、因此能“在某種程度上使生產從工廠重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力，然而這套議論絲毫也不會使情況有所改變。他所 描寫的移民區是胡貝爾先生直接從社會主義者歐文和傅立葉那里抄襲來的，并且由于把一切社會主義的東西一筆勾銷而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東西。然而正是因此就 完全變成空想的了。任何一個資本家都沒有興趣建立這樣的移民區，并且除了在法國的吉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的移民區；而且法國的那個移民區是由一個 傅立葉主義者不是作為贏利的投機事業，而是作為社會主義的實驗建立起來的。①同樣，薩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40年代初由歐文在漢普郡建立的早就不存在了的共 產主義移民區“和諧大廈”143，來支持自己的資產階級社撰方案。

　　然而，這一大套關于建立移民區的議論，不過是一瘸一拐地試着再度快速登上“理想領域”，可是這一回也立刻又掉了下來。我們于是又大步走下山來。現在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

　　“雇主即廠主幫助工人得到適當的住房，或者是由雇主自己來建造住房，或者是供給地皮，借給建筑資金等等，鼓勵和幫助工人自行建房。”（第106頁）

　　這樣一來，我們就又走出根本談不上這一切的大城市而返回到鄉村去了。薩克斯先生現在證明說：廠主幫助自己的工人得到勉強可用的住房是合乎自己的 利益的，一方面因為這是有利的投資去向，另一方面也因為這必然會“提高工人的生活……一定會使工人的肉體的和精神的勞動力跟着提高，這自然……同樣……是 對雇主有利的。而這樣一來，也就確立了關于雇主參與解決住宅問題的正確觀點：這種參與是無形聯合的結果，是雇主多半在人道意旨的外衣下對他的工人的身體、 經濟、精神和道德福利關懷的結果，這種關懷由于產生應有的結果，即由于吸引和保持能干、熟練、勤勞、知足和忠實的工人，自然在經濟方面得到報償”（第 108頁）。

　　胡貝爾企圖用“無形聯合”①的說法給資產階級慈善家的囈語加上一層“崇高的意義”，但是這種說法絲毫也改變不了事實。農村大工廠主，尤其在英 國，沒有聽說過這種說法也早就確信，修建工人住房不僅是一種必要的措施，不僅是工廠建筑藍圖本身的一部分，而且還帶來丰厚的收入。在英國，許多村落就是這 樣產生的，其中有一些后來已經發展為城市。可是工人并不感謝仁愛的資本家，很早以前就對這種“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嚴重的抗議。問題不僅在于他們必須為房 屋付出壟斷價格，因為廠主沒有競爭者；而且在每一次罷工的時候，他們立刻就無家可歸，因為廠主當即把他們拋到街頭，使得任何反抗都極難進行。至于詳細情 形，可以參看我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第224頁和第228頁①。但是，薩克斯先生認為這種論據“几乎不值一駁”（第111頁）。難道他不是想使工人 擁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權嗎？自然是想的。可是“雇主必須時時有可能隨意支配住房，以便在解雇一個工人時能夠為接替者提供住處”，所以……應該“事先約定， 遇有這種情況可以取消所有權”（第113頁）。②

　　這次我們出乎意料很快就降了下來。起初是說工人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權；隨后我們得知，這在城市中辦不到，只有在鄉下才行得通；現在又告訴我們， 這種所有權即使在鄉下也只是“事先約定可以取消”的東西！由于薩克斯先生新發明了這種適用于工人的所有權，由于他把工人變成“事先約定可以取消”的資本 家，我們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平坦的大地，在這里我們可以研究資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決住宅問題方面實際上做了些什么。

　　如果我們相信了我們這位薩克斯博士的話，那么資本家先生們現在已經做了許多事情來消除住房短缺，并且這就證明住宅問題可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得到解決。

　　首先，薩克斯先生給我們舉出例子——波拿巴主義的法國！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時期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表面上是為了草擬關于法 國各勞動階級狀況的報告，實際上是為了替帝國增光而把這種狀況描繪成真正的天堂。而薩克斯先生就來引證這個由波拿巴主義的腐敗透頂的工具所組成的委員會的 報告，特別是因為它的工作成果，“據專門為此任命的委員會自己聲稱，對法國是相當完備的”！這些成果是什么呢？在提供信息的89個大工業企業，或者股份公 司中間，有31個沒有修建工人住房；在已經修建起來的住房中，據薩克斯先生自己估計，頂多能容納五六萬人，而且這種住房几乎都是一戶兩室！

　　不言而喻，任何一個資本家，如果被自己的生產條件——水力和煤井、鐵礦礦層及其他礦山等等的位置——束縛在某個鄉村地區，而又沒有現成的工人住 房，都不得不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房。但是，要把這一點看作存在“無形聯合”的證明，看作“對這件事及其重要影響有更多理解的明顯證據”，看作“大有前途的 開端”（第115頁），——那要有根深蒂固的自我欺騙的習性才行。另外，在這方面各國工業家也因各自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所不同。例如，薩克斯先生在第 117頁上向我們說：

　　“在英國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這方面加緊行動，特別是在鄉下遙遠的村落里……工人從最近的居民點到工廠去也往往要走很長的路，走到工廠時已 經十分疲乏，工作時效率不高，這種情況就是促使雇主為自己的勞動力修建住房的主要原因。同時，對這種狀況有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改革同其他一 切無形聯合因素聯系起來的人，也越來越多；而這些繁榮移民區的產生正應歸功于他們……海德的阿什頓、特頓的阿什沃思、貝里的格蘭特、博靈頓的格雷格、利玆 的馬歇爾、貝爾珀的斯特拉特、索爾泰爾的索爾特、科普利的阿克羅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聯合王國享有盛名。”

　　天真得令人起敬，無知得更加令人起敬！英國鄉村中的工廠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房！親愛的薩克斯先生，不對！英國資本家不僅就錢袋來說， 而且就腦袋來說也都是真正的大工業家。早在德國出現真正的大工業以前，他們就已經明白，在農村開辦工廠時，修建工人住房的投資是全部投資中一個必要的、能 直接間接帶來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麥和德國資產者之間進行的斗爭給予德國工人以結社自由以前，英國的工廠主、礦主和冶煉廠主就從實踐中得知，假如他們 同時又是工人的房主，他們對罷工的工人能施加多么大的壓力。格雷格、阿什頓、阿什沃思這些人的“繁榮的移民區”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40年以前 它們就已經被資產階級當作樣板加以宣揚了，而我自己在28年以前已經對此作過描寫（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228—230頁腳注①）。馬歇爾和阿克羅伊 德（Akroyd——他的姓是這樣寫的）所創立的移民區也差不多有這樣久，斯特拉特的移民區年代就更久了，它還在上一世紀就開始出現。既然英國工人住房的 平均壽命假定是40年，那么薩克斯先生就是搬手指頭也可以算出這些“繁榮的移民區”現在處于怎樣的破敗狀態了。況且這些移民區的所在地現在大多數都不再是 鄉下；由于工業的巨大擴展，這些移民區大多數已經被工廠和房屋層層圍住，以致它們目前已經地處擁有兩三萬以至更多居民的污穢多煙的市鎮中間，但這并不妨礙 以薩克斯先生為代表的德國資產階級科學在現在還分毫不爽地重唱那些早已不適用的1840年的英國老贊美歌。

　　特別要提到的是老阿克羅伊德。這個老實人無疑是個十足的慈善家。他非常愛自己的工人，尤其愛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約克郡的那些不如他那樣仁慈的 競爭者們常常說：在他的工廠中做工的全都是他自己的兒女！可是，薩克斯先生斷言，在這些繁榮移民區，“私生子越來越少了”（第118頁）。完全正確，私生 子是非婚生的；在英國工廠區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

　　在英國，緊靠每個鄉村大工廠隨同工廠一起建造工人住房，這在近60年以至更久以來就已經成了通例。前面已經提到過，這種工廠鄉村有許多已經變成 了后來形成的整座工廠城市的中心，并且出現了工廠城市所產生的一切弊害。因此，這些移民區并沒有解決住宅問題，而是由此才在當地造成了這種問題。

　　反之，那些在大工業方面只是瞞珊地跟在英國后面，實際上只是從1848年起才懂得什么是大工業的國家里，在法國，尤其是在德國，情形就完全兩樣 了。在這些國家里只有巨型冶煉廠和制造廠（如克勒佐的施奈德工廠和埃森的克虜伯工廠）在猶豫了很久以后才下決心修建一些工人住房。大多數農村廠主都讓自己 的工人冒着炎暑和雨雪清晨步行几德里趕到工廠，晚上再步行趕回家。這種情形特別常見于多山的地區——法國和阿爾薩斯的孚日山脈，以及伍珀河、錫克河、阿格 河、倫訥河和萊茵一威斯特伐利亞其他河流的沿岸地區。在厄爾士山區，情形也不見得好些。不論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同樣是小氣的吝嗇鬼。

　　薩克斯先生很清楚地知道，無論是大有前途的開端也好，還是繁榮的移民區也好，都毫無意義。因此他現在企圖向資本家證明，他們從修建工人住房方面能獲取多么可觀的收入。換句話說，他企圖給他們指出一條欺騙工人的新路。

　　首先，他給他們舉出倫惇的許多建筑協會作例子，這些協會一部分是慈善性的，一部分是投機性的，它們已獲得了4％—6％以至更高的純利。至于投在 工人住房上面的資本帶來很好的收益——這用不着薩克斯先生來向我們證明。現在投在建造工人住良方面的資本為什么并不那么多，其原因在于昂貴的住房會給房主 帶來更優厚的利潤。因此，薩克斯先生給資本家的忠告仍然不過是一種道德說教罷了。

　　至于這些倫惇建筑協會，薩克斯先生大肆贊揚說它們取得了輝煌成績，而據他自己的估計（他把任何一種建筑投機事業都包括進去了），它們總共也只是 使2132個家庭和706個單身漢，即總共還不到15000人有房子住！這類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德國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描繪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單是在倫惇 東部，就有100萬工人生活在極其惡劣的居住條件下！所有這些慈善行為，實際上是非常可憐和微不足道的，甚至英國議會關于工人狀況的報告連一次也沒有提到 過。

　　在文章的整個這個部分中暴露出來的對倫惇情況的可笑的無知，我們在這里就不去說了，只是要指出一點。薩克斯先生以為索荷區內供單身漢住宿的客棧 歇業是因為在這個地方“不能指望有很多顧客”。看來薩克斯先生以為整個倫惇西頭都是無與倫比的豪華城區，而并不知道最優雅的街道背后緊挨着就是污穢不堪的 工人街區，例如索荷區就是其中的一個。薩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23年前就已經知道的索荷區模范客棧，當初客人很多，但后來歇業了，因為誰在那里都受不 了。而這還是最好的客棧之一。

　　那么，阿爾薩斯的米盧斯工人鎮呢——難道這不是一個成就嗎？

　　米盧斯的工人鎮對大陸資產者說來，正如阿什頓、阿什沃思、格雷格等人的一度“繁榮的移民區”對于英國資產者一樣，是引以自傲的地方。可惜這個工 人鎮不是法蘭西第二帝國與阿爾薩斯資本家的“無形”聯合的產物，而是他們的公開聯合的產物。它是路易·波拿巴的社會主義實驗之一。國家曾為它墊付了的資 本。它在14年內（到1867年為止），依照一套在英國（這里人們對事情了解得比較清楚）行不通的有缺陷的辦法修建了800所小屋子；讓工人在13—15 年內每月付出昂貴的房租以取得房屋所有權。我們往下就可以看到，這種獲取所有權的方法在英國的互助性的建筑協會里早就釆用了，根本不必由阿爾薩斯的波拿巴 分子來發明。為購買房屋而付出的加價房租同英國比起來是相當高的；例如，工人在15年內累計付出4500法郎以后，能取得一所在15年前值3300法郎的 房屋。一個工人如果要搬到別的地方或者哪怕僅僅欠了一個月的房租（在這種場合，他就可以被趕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價的計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價值是 3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余數退還給他，但不付分文利息。顯而易見，在這種情形下，建筑協會即使沒有“國家幫助”也會大發其財。同樣顯而易 見，在這種條件下提供的住房，只因為位于城外半農村地區，才優于城內的舊的營房式的住房。

　　關于在德國所做的几個可憐的實驗，薩克斯先生自己在第157頁上承認它們是很不像樣的，我們也就不去講了。

　　所有這些實例究竟證明了什么呢？僅僅證明：修建工人住房，即使不踐踏各種衛生法，對資本家說來也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這一點從來也沒有人否認 過，這一點我們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滿足某種需要的投資，只要合理經營都會帶來收益。問題僅僅在于：雖然如此，為什么住房短缺現象仍然繼續存在；雖然如 此，為什么資本家還是不肯給工人提供足夠數量的良好住房呢？于是薩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資本提出勸告，而對問題卻仍不作答復。對于這個問題的真正答復，我們在 上面已經作出了。

　　資本即使能夠辦到，也不願意消除住房短缺，這一點現在已經完全弄清了。于是只剩下其他兩個出路：工人自助和國家幫助。

　　薩克斯先生是一個自助辦法的熱烈崇拜者，在住宅問題方面也能說出自助所創造的一些奇跡。可惜他一開始就不得不承認，自助只是在已經實行或可能實 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農村，才能起點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國，只能產生極有限的作用。然后，薩克斯先生唱然長嘆道：

　　“依靠這個方法（自助）的改革只能間接實行，因而永遠只能不完全地實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原則有力量影響住房質量的限度內實行。”

　　并且連這也很值得懷疑；無論如何“私有原則”對我們這位作者的文筆的“質量”決沒有起過改革性的作用。雖然如此，自助在英國依然造成了奇跡，結 果，在那里為解決住宅問題而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切，都被遠遠超過了。這里指的是英國的建筑協會，而薩克斯先生之所以特別詳細地研究它們，是因為“關于它們 的實質和活動普遍存在着很不充分的或錯誤的看法。英國的建筑協會根本不是……建筑社或建筑協作社，用德語來講倒不如……把它們叫作‘購房協會’；它們作為 協會，目的是要由會員定期交費來搆成基金，根據資金積累的多少從這筆基金中貸款給會員們去購買房屋……因此，建筑協會對于一部分會員說來是儲蓄協會，對于 另一部分會員說來是預支金庫。可見，建筑協會是一種旨在滿足工人需要的抵押信貸機搆，主要是利用……工人儲蓄……扶助儲戶同伴去購買或修建房屋。如事先規 定的，這種貸款要有相應的不動產作抵押，并且要在短期內分批情償，包括付息和分期還本在內……利息并不支付給儲戶，而總是按照復利記在他們賬下……想要把 儲金連同積累的利息一并取回……只要在一個月前預先聲明，就可以隨時辦到”（第170—172頁）。“這樣的協會在英國有2000個以上……其中收集的資 本約有1500萬英鎊，并且已經約有10萬個工人家庭通過這種方式購置了自己的房屋；眼下這無疑是難以比擬的社會成就。”（第174頁）

　　可惜，這里有個“疑慮”也跟着瞞珊地走來：

　　“然而問題還并沒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決，這至少是因為購置房屋……只有收入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并且對于衛生條件往往沒有予以足夠的注意。”（第176頁）

　　在大陸上，“這種協會……只有很少的發展余地”。這種協會是以存在小宅子制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這里只是鄉下才有；而鄉下的工人還沒有充分發展 到能自助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可能成立真正的建筑協作社的城市里，建筑協作社會遇到“各種極其明顯的和嚴重的困難”（第179頁）。建筑協作社只能修建小 宅子，而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話，“這種協作社方式的自助”不可能“在現今條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將來也未必可能——在解決這一問題方面起主要作 用”。要知道，這種建筑協作社還處在“始初的、尚不發展的萌芽階段”。“甚至在英國也是這樣。”（第181頁）

　　總之，資本家不願意，工人則沒有能力。我們本來到此可以結束這一篇了，不過因為舒爾釆-德里奇之流的資產者總是把英國的建筑協會擺出來給我國工人作模范，所以絕對有必要對英國的建筑協會稍加說明。

　　這些建筑協會根本不是工人的團體，它們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使工人購置歸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們往下就會看到，工人購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這 些建筑協會實質上是投機性的組織，它們起初規模很小，但就其投機性來說不亞于它們的規模巨大的仿效者。在某個酒館中，通常是在酒館主人的發起下——然后就 每星期在他那里聚會一次——一些常客和他們的朋友，如小販、店員、推銷員、小手工業者和其他小資產者，有的地方還有一個機器制造業工人或另外一個屬于本階 級貴族階層的工人，共同湊成一個建筑協作社。最直接的起因，通常是酒館主人探聽到鄰近或其他某個地方有一塊比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數參加者由于他們的職 業關系并不是被拴在了某個地方；甚至許多小販和手工業者在城內也只有攤位，沒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誰都情願住在煙霧彌漫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買下一塊供 建筑用的地皮，就在這里修建盡可能多的小宅子。比較有錢的會員們湊出的貸款就能買地皮；每周交納的會費，再加上一些小額借款，就夠支付每周的建筑費用，那 些想購置自有住房的會員，憑抽簽分得現成的小宅子，靠相應的加價房租分期償清買價。其余的小宅子出租或出賣。這種建筑協會，在事業順利的時候，就會積起或 大或小的一筆錢，這筆錢在會員們交納會費期間是屬于會員們的，并且在他們之間有時進行分配或者在協會停辦時進行分配。英國建筑協會十有九個的經過情形就是 這樣。其余的則是較大的，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業的借口下成立起來的，它們的主要目的歸根到底是通過地產投機，使小資產階級的積蓄能有較好的有抵押作保 證的投放處所，獲得優厚的利息，并且可望分得紅利。

　　至于這些協會究竟是指望着哪一類主顧，這可從一個即使不是最大的，也是最大的之一的協會的廣告中看出。倫惇“伯克貝克建筑協會，法院巷南安普惇 大廈29號和30號”自成立以來收入已達1050萬英鎊（合7000萬塔勒），它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家證券的款項在416000英鎊以上，現有會員和儲戶 21441人，它的廣告內容如下：

　　“許多人都知道鋼琴廠主釆用的所謂三年制度，其內容是租賃鋼琴三年者在此期限終了時即成為鋼琴所有人。在釆用這個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們很難 購置一架好鋼琴，正如很難購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樣；人們逐年出錢租鋼琴，所花的錢比鋼琴價格高一兩倍。在鋼琴上可行的辦法，在房屋上也可行……然而因為房 屋比鋼琴要貴……所以要有較長期限才能用房租償清買價。因此，本協會理事與倫惇城內各處和郊外各處的房主們達成協定，由本協會理事向伯克貝克建筑協會會員 及其他人提供城市各處的大量房屋以供挑選。本協會理事打算釆取的辦法是這樣的：房屋出租期限為12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交納，出租期滿之后，房屋就成為承 租人的絕對財產，無須再付其他任何費用……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縮短期限，或減低租金以延長期限……凡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中當伙計的人以及 其他人，一加入伯克貝克建筑協會，就可以立刻擺脫任何房東而獨立。”

　　這說得夠明白了。絲毫也沒有提到工人，卻講到了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當伙計的人等等；并且還假定申請人通常已經有了一架鋼琴。事實上，這 里說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資產者和那些想要成為并且能夠成為小資產者的人；這些人收入雖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說來總是在逐漸上升，店鋪伙計以及從事這類 職業的人就是如此，而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金額保持不變，實際上則隨着家庭人口增加及其需要增長而降低。事實上只有很少數工人才能作為例外參加這種協會。他 們一方面收入太少，另一方面收入又太不可靠，所以他們不能承擔為期12年半的義務。不屬于這種情況 的少數例外，若不是報酬最優的工人，便是工廠監工。①

　　然而，每個人都明白，米盧斯工人鎮的波拿巴分子無非是英國這些小資產階級建筑協會的可憐模仿者罷了。只不過，波拿巴分子雖然得到國家幫助，但對 自己主顧的欺騙卻比這些建筑協會要厲害得多。他們的條件大體說來比英國平均的條件還要苛刻；在英國，每次交納的錢都計算單利和復利，并且提前一個月通知就 能全部退還，而米盧斯的工廠主則把單利和復利一并納入腰包，只退還原來用5法郎硬幣交納的數額。沒有人會比薩克斯先生對于這個差異更感到驚訝了。他在自己 的書中寫到了這一切，卻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見，工人自助也是不會有什么結果的。剩下的只是國家幫助了。薩克斯先生在這方面能向我們拿出什么東西來呢？三件東西：

　　“第一，國家必須考慮到，應通過國家立法和行政手段消除或適當地改善一切可能以任何方式加重勞動階級住房短缺的做法。”（第187頁）

　　這就是說：修改建筑立法并保證建筑業自由，使建筑費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國，建筑立法壓縮到了最低限度，建筑業像空中飛鳥一樣自由，而住房短缺 卻依然存在。況且，現在英國的建筑已經便宜到這樣的程度，只要附近有一輛馬車跑過，房屋就會搖晃起來，并且每天都有房屋倒塌。就在昨天，1872年10月 25日，在曼徹斯特一下子倒塌了6所房屋，并且有6個工人受了重傷。可見，這也無濟于事。

　　“第二，國家政權應制止個別的人因追求一己私利而擴大或重新招來這種災難。”

　　這就是說：衛生和建筑管理部門對工人住房實行監督，授權當局封閉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險的住房。英國從1857年起就已經這樣做了。但那里的 情況怎樣呢？1855年頒布的第一個法令（消滅傳染病法），薩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認，始終是“一紙空文”，1858年頒布的第二個法令（地方自治法）也是如 此（第197頁）。然而，薩克斯先生認為，只適用于住有1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個法令手工業者住宅法，“無疑是英國議會深刻理解社會事務的良好證明” （第199頁）；但是，這個說法又只是薩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國“事務”的“良好證明”。英國在“社會事務”方面一般比大陸先進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它 是現代大工業的祖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這里發展得最為自由和最為廣闊，其后果在這里也最為顯著，因而在立法方面獲得反映也較早。工廠立法就是這方面最好 的證據。但是，如果薩克斯先生以為，一個議會法令只要獲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即真正實施，那他就大錯特錯了。任何議會法令（只有工場法除外）都是這樣，地方自 治法恰好也是這樣。這一法律委托給城市當局去執行，而城市當局在英國几乎到處都被公認為是一切貪贓在法、詢私舞弊和jobbery①的中心。這些城市當局 中的通過種種家族關系謀得職位的官吏，不是沒有能力實行便是不願意實行這種社會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國，負責准備和實行社會立法的政府官吏多半曾以嚴格忠 于職守而著稱——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二三十年前那樣嚴格了。几乎在任何地方，不衛生的和有倒塌危險的房屋的房主，在市政委員會中都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強有力的 代表。按小區選舉市政委員的辦法，使當選者不得不服從卑劣的地方利益和影響；凡是想再度當選的市政委員，都不敢投票贊成把這個法律應用于自己的選區，因 此，很明顯，這個法律几乎到處都受到地方當局的強烈反抗，而直到現在還只是在群情激憤的場合才被釆用，并且多半還是在已經爆發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釆用，如去 年在曼徹斯特和索爾福德天花流行時的情形那樣。向內務大臣進行的請願以往總是只有在這種場合才起作用，因為英國每屆自由主義政府所奉行的原則，都只是迫于 極端必要才提出社會改革法案，至于已經存在的法律只要有可能就根本不去執行。這個法律，也像英國其他許多法律一樣，只有這樣一個意義：當一個受工人控制或 威逼的政府終于真正推行這個法律，它才會在這個政府的手中變成一個強有力的武器，可用來在現今社會狀態下打開一個缺口。

　　“第三”，在薩克斯先生看來，國家政權應當“極其廣泛地釆取它可以運用的一切積極措施來解決當前存在的住房短缺問題”。

　　這就是說：國家政權應當給自己的“下級官吏和職員”（但這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營房，“真正的模范大樓”，并且“貸款給……各個市政機關、團 體以及個人，以求改善各勞動階級的住房”（第203頁），英國遵照公共工程貸款法已經這樣做，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米盧斯也這樣做過。但是，公共工程貸款 法也只是一紙空文；政府撥給委員們支配的至多不過5萬英鎊，這筆錢頂多能建筑400所小宅子，40年能建造16000所小宅子或住宅，頂多只能供8萬人居 住。這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即使委員會的資金在20年后經過償還增加了1倍，因而在后20年又修建了總共能供4萬人居住的住房，那么，這也仍然是滄海一 粟。況且，因為小宅子平均只能維持40年，所以在40年后每年就得花5萬或10萬英鎊現金來整修勢將倒塌的最舊的小宅子。薩克斯先生在第203頁上談到這 一點時竟然說：這一原則在實際中已得到真正的貫徹，并且是在“無限的規模上”得到貫徹。這樣就承認了，甚至在英國，國家也是“在無限的規模上”毫無作為 的，到這里薩克斯先生就結束了自己的書，只是順便對所有參與者再一次作了一番道德說教。①

　　十分明顯，現代的國家不能夠也不願意消除住房災難。國家無非是有財產者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來反對被剝削階級即農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總權 力。個別資本家（這里與問題有關的只是資本家，因為參加這種事業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資本家資格出現的）不願意做的事情，他們的國家也不願意做。因此， 如果說個別資本家對住房短缺雖然也感到遺憾，卻未必會勸說什么人去從表面上掩飾由此產生的極其可怕的后果，那么，總資本家，即國家，也并不會做出更多的事 情。國家頂多也只是會設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經成為通例的表面掩飾工作。我們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有人可能反駁說，在德國，資產者還沒有占統治地位；在德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正因為這樣，這個力量也就 代表社會的總體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個階級的利益。這樣的國家自然能夠做出資產者國家所不能做出的許多事情；在社會領域中，也可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 情來。

　　這是反動派的論調。其實，就是在德國，現有的這種國家也是它賴以生長起來的那個社會基礎的必然產物。在普魯士——而普魯士現在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同仍然強有力的大地主貴族相并存的，還有一個比較年輕和極其膽怯的資產階級，它至今既沒有像在法國那樣爭得直接的政權，也沒有像在英國那樣爭得或多或 少間接的政權。但是，跟這兩個階級并存的，還有一個人數迅速增加、智力十分發達、一天比一天更加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因此，這里除了舊專制君主制的基本條 件——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以外，還存在現代波拿已主義的基本條件，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均勢。但是，不論在舊專制君主制中或者在現代波拿 巴主義君主制中，實際的政府權力都是掌握在軍官和官吏這一特殊等級的手中，這個等級在普魯士一部分由他們自身補充，一部分由小世襲貴族補充，在少見的情況 下由大貴族補充，極少的部分由資產階級補充。這個似乎站在社會以外并且可以說是站在社會之上的等級的獨立性，給了國家以獨立于社會的假象。

　　在普魯士（依其發展情況也在德意志的新帝國制度中）從這些極端矛盾的社會狀態中必然發展出來的國家形式，是假立憲制；這個國家形式既是舊專制君 主制的現今的解體形式，也是波拿巴主義君主制的存在形式。在普魯士假立憲制從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蓋和促成了專制君主制的緩慢腐朽過程。但是，從 1866年以來，尤其從1870年以來，社會狀態的變革，從而舊國家的解體，是在眾目共睹下并且是在急速加劇的程度上發生着。工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交易 所欺詐事業的迅速發展，把一切統治階級都卷入投機的旋渦中。1870年從法國傳入的貪污腐化風氣，以空前的速度大規模地發展起來。施特魯斯堡和貝列拉互相 脫帽致敬。大臣、將軍、公爵和伯爵，竟同最狡猾的交易所猶大人為伍，做起股票生意，而國家也承認這些猶太人的平等身分，把他們大量地封為男爵。很早以來就 以糖廠主和酒廠主身分從事工業的農村貴族早已度過了昔日的規規矩矩的時光，現在把自己的名字列入種種講信用的或不講信用的股份公司經理名單中了。官僚對盜 用公款抱越來越輕視的態度，不再把它看作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們把國家置之腦后，一味追逐高收入的工業企業管理職位，而那些還留任國家官職的人們也仿效 自己上司的榜樣搞股票投機，或“參與”鐵路或諸如此類的事業。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認為，就是尉官們也搞些投機活動來發點小財。一言以蔽之，舊國家的一切因 素在急劇地解體，專制君主制在急劇地過渡到波拿巴主義君主制；在行將來臨的工商業大危機中，不僅現代的騙局，而且整個舊普魯士國家都要崩潰。①

　　這樣一個非資產階級因素日益資產階級化的國家能夠解決“社會問題”，或者哪怕只解決一個住宅問題嗎？恰恰相反。在一切經濟問題上，普魯士國家越 來越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了。如果說1866年以來經濟方面的立法對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適應尚未越出現今達到的適應程度，那么這是誰的過錯呢？主要是資產階級自 身的過錯上第一，它過于膽怯，不能堅決地堅持自己的要求；第二，任何讓步只要同時會使具有威脅性的無產階級獲得新的武器，它就加以拒絕。如果說國家政權， 即憚斯麥，企圖湊合成一個自己御用的無產階級，以籍制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那么這豈不就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義手段嗎？這個手段對于工人沒 有承擔任何義務，只是講一些友好的空話，頂多也只能提供某種最低限度的國家幫助，也就是路易·波拿巴式的建筑協會所提供的那種幫助。

　　至于工人能從普魯士國家那里期待一些什么，這從法國几十億賠款的使用情況中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證明。這筆賠款使普魯士國家機器在社會面前維持其獨 立性獲得了一個新的短暫的緩刑期。難道這几十億中有過一個塔勒曾用來使流落街頭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嗎？相反。當秋天來臨時，國家甚至把工人們在夏 天用作蔽身之所的那几間可憐的木房也下令拆毀了。這50億賠款很快就在要塞、大炮和軍隊上揮霍殆盡；盡管瓦格納說了許多善意的蠢話144，盡管同奧地利舉 行了几次施梯伯會議145，這几十億賠款中用在德國工人身上的數目，甚至還不及路易·波拿巴從他在法國盜取的几百萬法郎中用在法國工人身上的數目多。

　　實際上資產階級以他們的方式解決住宅問題只有一個辦法，這就是問題解決了，但又層出不窮。這就叫作“歐斯曼計划”。

　　我這里所說的“歐斯曼計划”，并不單單是指巴黎的歐斯曼所釆取的那套特殊的波拿巴主義辦法，即穿過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區開辟一些又長、又直、又寬 的街道，在街道兩旁修建豪華的大廈；這樣做，除了使街壘戰難于進行這個戰略目的以外，用意還在于造成一個依賴于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義的建筑業無產階級， 并把巴黎變為一個純粹的豪華都市。我所說的“歐斯曼計划”，是指把工人街區，特別是把我國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區從中豁開的那種已經普遍實行起來的辦法，而 不論這是為了公共衛生或美化，還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場，或是由于敷設鐵路、修建街道等交通的需要。不論起因如何不同，結果到處總是一樣：最不成樣子的小 街小巷沒有了，資產階級就因為這種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噓，但是，這種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別處，并且往往是就在緊鄰的地方出現。

　　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我描寫過1843—1844年曼徹斯特的情況。從那時以來，由于修筑了橫貫市中心的鐵路，修建了新街道，建筑了 巨大的公用和私用建筑物，我描寫的最惡劣的街區中有一些已經被打通，被暴露出來和被改建了。有一些則已經完全沒有了；但是還有許多街區——盡管從那時以來 實行了更嚴格的衛生警察監督——處于同樣惡劣或者甚至比那時更加惡劣的狀況中。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大大膨脹，城市居民從那時起已經增加了一半以上，那些 原來寬敞清潔的街區，現在也同從前最聲名狼藉的街區一樣，房屋密集、污穢、擠滿了人。這里只舉一個例子。在我那本書的第80頁及以下几頁中，我描寫了梅德 洛克河谷的一簇房屋，這個地方名叫小愛爾蘭（Little lreland），多年以來就已經是曼徹斯特的一個污點。①小愛爾蘭早就消失不見；現在這個地方修建了一個基座很高的火車站；資產階級吹噓說，順利地徹底 拆毀小愛爾蘭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但去年夏天發生了一次大水災，因為筑有堤堰的河流由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在我們的大城市中總是年復一年地造成越來越大的水 災。結果人們才發現，原來小愛爾蘭根本沒有被消滅，只是從牛津路南邊遷移到了北邊，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樣糟糕。不妨看一看曼徹斯特激進資產者的喉舌曼徹斯特 《泰晤士周報》1872年7月20日的報道：

　　“我們希望，上星期六梅德洛克河谷居民所遭到的不幸，能引起一個良好的結果：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向衛生法遭到公然嘲弄的種種事實上來，那里的人們 當着城市官吏和市衛生委員會的面忍受這種嘲弄已經很久了。本報昨天刊載的一篇犀利的文章，只是極不充分地揭露了遭到水淹的查理街和布魯克街一些地下室住房 的惡劣狀況。仔細調查了這篇文章所提到的大院之一，使我們有權證實文中所談的一切情況，并表明我們的看法：這個大院里的地下室早就應該封閉了；更確切些 說，本來就不應當容忍它們繼續住人。在查理街和布魯克街拐角地方的四方大院有七八所住房。甚至在布魯克街最低的地方，在鐵道高架橋下，行人每天來來往往就 踏在這些住房之上。但決不會想到在他們腳下深深的洞穴中還住着人這種生物。這個大院是公眾看不到的，住到這里來的只是那些迫于貧困不得不在墓家似的隔絕之 處找尋棲息之所的人。甚至在筑有堤岸的、通常死水一潭的梅德洛克河水不超過平常水位的時候，這些住宅的地面也不過只高出水面几英寸；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污 水坑或下水道中令人作嘔的臟水溢出來，把有毒的氣體散布到這些住宅中去，每次河水泛濫都留下這樣的紀念……四方大院比布魯克街房屋的不住人的地下室還要 低……比街面低20英尺，所以星期六從污水坑中溢出來的臟水漲到了屋頂。我們知道這一點，因而料想這個大院不會再住人，或者只會遇見衛生委員會的人員在那 里洗刷臭氣燻天的牆壁并加以消毒。可是不然，我們竟看見一個人在某個理發師的地下室里忙活……把牆角的一大堆腐爛的臟東西鏟到手推車中。這個理發師的地下 室打掃得還算干淨，此人叫我們到更低的一些住所去，關于這些住所，他說他如果會寫字的話，就要向報紙投稿，要求把它們封閉起來。最后我們來到了四方大院， 在那里我們看到一個漂亮的、健康的、看樣子來自愛爾蘭的女子，她正在忙着洗東西。她和她的丈夫——所私宅的更夫——已經在這個院子里住了6年，并且家里人 口很多……他們剛離開的那所房屋，水已經沒了屋頂，窗子破了，家具成了一堆廢物。據此位居民講，他每兩月要用石灰把牆壁粉刷一次，才能使這個房子兔去難以 忍受的臭氣……在我們的記者此時才走得進去的內院里，他看見有三所房子，后牆緊靠着剛才描寫過的那些房屋，其中兩所還有人注。那里臭氣燻天，甚至最健康的 人呆几分鐘也一定會嘔吐起來……這個可憎的洞穴注着一個七口之家，他們在星期四晚上（河水開始泛濫的那一天）都在家里睡覺。更確切些說，如那個婦人所立刻 改口說的，他們并沒有睡覺，因為她和她的丈夫、大半夜都被臭氣燻得不斷嘔吐。星期六他們不得不涉着深及胸膛的水把自己的孩子們送出去。她也認為這個洞穴連 養豬也不合適，但是，由于房租很低——每周一個半先令（15個格羅申），她也就把它租下了，因為她的丈夫最近生了病，常常沒有工錢。這個大院和像活人墳墓 般的大院內的居民，給予人們一種完全走投無路的印象。此外，我們必須指出：根據我們的觀察，四方大院不過是這個地區其他許多地方的一個樣本——也許是夸張 了的樣本——這些地方的存在，我們的衛生委員會是不能辭其咎的。如果這些地方將來還允許住人，那么，衛生委員會所負責任之重大，以及鄰近地區受傳染病威脅 之嚴重，我們就不用再去說了。”

　　這就是資產階級實際解決住宅問題的一個明顯的例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我們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邊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極惡劣的洞穴和地窟，并 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一個經濟必然性在一個地方產生了這些東西，在另一個地方也會再產生它們。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 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解決辦法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

第三篇 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

　

一

　

　　在《人民國家報》第86號上，阿·米爾柏格宣稱他就是我在該報第51號和以下几號中①批判過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自己的回答中對我大加責難， 同時把所談到的一切觀點大肆歪曲，所以我好歹都必須予以答復。很遺憾，我的反駁大部分只能在米爾柏格給我划定的個人論爭的范圍內進行，但是我將竭力把主要 的論點再次加以發揮，而且盡可能要比上次更清楚些，哪怕米爾柏格又會責難我，說這一切“不論對他或對《人民國家報》其他讀者說來實質上都沒有什么新東 西”。這樣，我的反駁也就會有某種一般的意義。

　　米爾柏格抱怨我的批判的形式和內容。說到形式，只要指出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些論文出自誰的手筆，這就夠了。因此，根本談不到對于作者有什么個人 “成見”；不過對于這些論文中所闡述的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我當然是有“成見”的，因為我早已從蒲魯東那里知道了這個解決辦法，并且對這個辦法的看法是確 定不移的了。

　　關于我的批判的“語調”，我不想同朋友米爾柏格爭論。像我這樣參加運動很久的人，皮膚已經厚得不怕什么攻擊了，所以很容易以為別人也有這樣厚的皮膚。為了使米爾柏格得到補償，這一次我要竭力使我的“語調”適應他的Epidermis（表皮）的敏感程度。

　　米爾柏格對于我說他是蒲魯東主義者這一點特別感到冤屈，并聲明他根本不是蒲魯東主義者。我當然應該相信他；不過，我還是要提出證據來證明，這些論文——我講的也只是這些論文——中除了十足的蒲魯東主義以外，沒有別的東西。

　　但是，在米爾柏格看來，我對蒲魯東的批判也是“輕率的”和很不公平的：

　　“關于小資產者蒲魯東的說法，在我們德國已經成了一個確定不移的教條，許多人甚至連他的著作中的一行字都沒有讀過，就宣揚起這個教條來了。”

　　我惋借說，除了蒲魯東的著作以外，羅曼語族的工人在20年內沒有過任何別的精神食糧，對此米爾柏格回答說，在羅曼語族的工人中“蒲魯東所表述的 原則几乎到處都成為運動的激勵人心的靈魂”。這一點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運動的“激勵人心的靈魂”不論在什么地方都不是什么“原則”，而在任何地方都歸 結為大工業的發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資本的積累和積聚，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積累和積聚。第二，說所謂蒲魯東“原則”在羅曼語族工人中間起了米爾柏格所硬 說的那種決定作用，說“無政府狀態、組織經濟力量、實行社會清算等原則在那里已成了……革命運動的真正載體”，都是不正確的。暫且不說西班牙和意大利，在 那里蒲魯東的萬應靈丹只是以被巴枯寧修改得不成樣子的形式出現才有了一點兒影響，——每一個熟悉國際工人運動的人都很清楚一個事實：在法國，蒲魯東主義者 只形成一個人數很少的宗派，而法國工人群眾則根本不願理會蒲魯東提出的冠以“社會清算和組織經濟力量”稱號的社會改革計划。順便說說，這種情況在公社時期 就已經有過。雖然蒲魯東主義者在公社中有許多代表，可是根本不曾嘗試過根據蒲魯東的建議來清算舊社會或組織經濟力量。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榮幸，就在于它 的一切經濟措施的“激勵人心的靈魂”不是由什么原則，而是由簡單的實際需要所搆成。正因為如此，廢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廠罰款、沒收停業工廠和作坊并 將其交給工人團體等這樣一些措施，完全不合乎蒲魯東的精神，而合乎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蒲魯東主義者所實行的唯一社會措施就是拒絕沒收法蘭西銀行，而 這是公社覆滅的部分原因。所謂布朗基主義者的情況也是一樣。他們一旦嘗試由純政治革命家轉變為提出一定綱領的社會主義工人派別——如那些流亡到倫惇的布朗 基主義者在《國際和革命》①那篇宣言中表明的那樣，——他們就不是宣告蒲魯東的拯救社會計划的“原則”，而是宣告，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宣告德國科學社會主 義的觀點，即無產階級必須釆取政治行動，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達到廢除階級并和階級一起廢除國家的過渡。這種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申述過并且以 后又重述過無數次。如果米爾柏格根據德國人不尊重蒲魯東這一點作出結論說，德國人對于羅曼語族的“直到巴黎公社”在內的運動缺乏理解，那么就請他為證明這 個結論而說明一下，羅曼語著作中有哪一部在理解和描述公社方面哪怕近似于德國人馬克思所寫的《國際總委員會關于法蘭西內戰的宣言》中所作的正確論述。

　　工人運動直接受蒲魯東的“原則”影響的唯一國家就是比利時，正因為如此，比利時的工人運動才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從無，經過無，到無”①。

　　如果說我認為羅曼語族的工人20年來只是從蒲魯東那里才直接或間接得到精神食糧是一種不幸，那么我認為這種不幸并不在于被米爾柏格稱為“原則” 的那套蒲魯東改革藥方占有虛搆的統治地位，而是在于那里的工人對現存社會的經濟批判受了完全謬誤的蒲魯東觀點的傳染，他們的政治活動也被蒲魯東主義的影響 敗壞了。至于問到究竟是誰“更久地站在革命中”，是“蒲魯東主義化的羅曼語族的工人”，還是理解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無論如何要比羅曼語族工人理解自己的蒲魯 東不知好多少倍的德國工人，那么我們只有知道了“站在革命中”是什么意思的時候，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曾經聽說過有人“站在基督教中，在真正的信仰中， 在上帝的恩寵中”等等。但是“站”在革命中，即最具暴力的運動中？難道“革命”是人們不得不信仰的烙守教義的宗教嗎？

　　其次，米爾柏格責難我，說盡管他文章中說得清清楚楚，我卻硬說他把住宅問題僅僅說成是有關工人的問題。

　　這一次，米爾柏格確實是對的。我把那個有關的地方忽略了。這種忽略是缺乏責任心的表現，因為這是最能表明他的論文的全部傾向性的地方之一。米爾柏格確實清清楚楚他說過：

　　“由于人們常常對我們提出可笑的責難，說我們推行階級政治，力求實現階級統治等等，因此我們首先要強調說：住宅問題并不是僅僅有關無產階級的問 題，相反，它同真正的中間等級，小手工業者、小資產階級、全體官僚有極大的利害關系……住宅問題正是社會改革中的一點，這一點顯然比其他任何一點都更能揭 示出，無產階級的利益和社會中真正中間階級的利益有絕對的內在同一性。在租賃住房的沉重的桎梏下，各中間階級所受的痛苦同無產階級一樣厲害，也許還更厲害 些……現在社會中各個真正中間階級面臨着一個問題，即它們是否……有力量……與朝氣蓬勃、充滿活力的工人政黨結成聯盟來參加社會改造過程，而這種改造過程 的好處將首先為他們所享有。”

　　總之，朋友米爾柏格在這里證實了如下几點：

　　（1） “我們”不推行“階級政治”，也不力求實現“階級統治”。可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因為它是工人政黨，所以必然推行“階級政治”，即工 人階級的政治。既然每個政黨都力求取得在國家中的統治，所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必然力求爭得自己的統治，工人階級的統治，即“階級統治”。而且，每個真正 的無產階級政黨，從英國憲章派起，總是把階級政治，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獨立政黨當作首要條件，把無產階級專政當作斗爭的最近目的。米爾柏格既然宣稱這是 “可笑的”，也就是自外于無產階級運動，而投身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之中了。

　　（2）住宅問題有一個優點，即它并不僅僅是有關工人的問題，而是“同小資產階級有極大的利害關系”，因為“真正中間階級”由此所受的痛苦同無產 階級“一樣厲害，也許還更厲害些”。誰要是宣稱小資產階級——哪怕僅僅在一個方面——所受的痛苦“比無產階級也許還更厲害些”，那么當人家把他歸在小資產 階級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時候，他就確實不能抱怨了。因此，當我說了下面這段話時，米爾柏格難道有理由感到不快：

　　“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尤其愛研究的問題。所以，我們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首先抓住我們已經說過的決非 只是工人問題的住宅問題，這決不是偶然的。”①

　　（3）“社會中真正中間階級”的利益同無產階級的利益有“絕對的內在同一性”，而且當前的社會改造過程的“好處將首先”正是為這些真正中間階級所“享有”，而不是為無產階級所“享有”。

　　這樣，工人進行當前的社會革命“首先”是為了小資產者的利益。其次，小資產者的利益同無產階級的利益有“絕對的內在同一性”。既然小資產者的利 益與工人的利益是內在地同一的，那么工人的利益也就與小資產者的利益是內在地同一的了。因此，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在運動中也就與無產階級的觀點同樣合理了。 而這種同等合理的說法，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

　　所以，當米爾柏格在自己的小冊子的第25頁上146把 “小手工業”頌揚為“社會的真正支柱”時，他也是前后完全一致的，“因為小手工業按其本質 來說把三個要素，即勞動——獲得——占有集于一身，并且還因為它把這三個要素集于一身時并不給個人發展能力設置任何限制”；而且他特別責難現代工業破壞培 養正常人的這一溫床，并“把一個充滿生命力而不斷更新的階級變成一堆不覺醒的、不知道把自己惶惑的目光投向何方的人”。可見，小資產者是米爾柏格心目中的 模范人物，而小手工業是米爾柏格心目中的模范的生產方式。我把他列入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中間，難道是誣蔑了他嗎？

　　既然米爾柏格拒絕為蒲魯東承擔任何責任，所以在這里就沒有必要進一步說明，蒲魯東的改革計划將怎樣指向使社會一切成員都變成小資產者和小農這一 目標。同樣也沒有必要去詳談小資產者利益和工人利益的所謂的同一性。要講的話，都已經在《共產黨宣言》中講過了（1872年萊比錫版第12和21頁）①。

　　總之，我們研究所得的結果是：在“關于小資產者蒲魯東的傳說”之外，又出現了關于小資產者米爾柏格的真事。　　

二

　　現在我們來談一個主要點。我曾指責米爾柏格的文章按照蒲魯東的方式歪曲了經濟關系，辦法是把這種關系翻譯成法律用語。我舉出了米爾柏格的下列論點作為例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獲取一定部分的社會勞動的永恆的權利根據，盡管這房屋的實際價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綽綽有余地償付給房主了。結果就是： 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這段時期內，其原先的成本價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補償。”

　　于是米爾柏格發出了如下的怨言：

　　“這樣簡單冷靜地陳述事實，竟促使恩格斯對我大施教誨，說我本來應該說明房屋究竟怎樣成為‘權利根據’的——可是這完全不在我的任務范圍以 內……描述是一回事，說明則是另一回事。如果我隨着蒲魯東說社會的經濟生活必定滲透着法的觀念，那么這樣一來，我就要把現代社會描述成一個即使不是缺乏任 何法的觀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觀念的社會，——這個事實就連恩格斯自己也是會承認的。”

　　我們首先來談談這所一旦建造起來的房屋吧。這所房屋出租以后，就以房租形式給建造人帶來地租、修繕費以及他所投入的建筑資本的利息，包括建筑資 本的利潤在內。視情況的不同，陸續交付的租金總數可能達到原來的成本價格的2倍、3倍、5倍以至10倍。朋友米爾柏格，這就是“簡單冷靜地陳述”具有經濟 性質的“事實”；如果我們想知道怎么“結果就是”這樣的事實，我們就必須在經濟方面進行研究。這樣我們就得把這個事實更仔細地考察一番，以便使每個小孩也 不會再發生誤解。大家知道，出賣商品就是商品所有者交出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取得它的交換價值。各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所以各不相同，其中也在于消費它們所用的時 間不同。一個圓面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條褲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依我看要100年才住得壞。因此，使用期限很長的商品就有可能每次按一定的期限零星出賣 其使用價值，即將使用價值出租。因此，零星出賣只是逐漸地實現交換價值；賣主由于不把他預付的資本和由此應得的利潤立刻收回，就要靠加價即收取利息來獲得 補償，加價即利息的高低并不是任意決定的，而是由政治經濟學的規律決定的。在100年終了之后，這所房屋就用壞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們這時 候從所付的租金總額中扣去（1）地租，包括在這個期間可能發生的提價，（2） 日常修繕費用，結果我們就會發現，余數大致是由下列各項組成：（1）原先的房屋建筑資本，（2）建筑資本的利潤，以及（3）逐漸收回的資本和利潤的利息。 的確，在這個期間終了之后，承租人并沒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沒有房屋了。房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這是屬于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筑材料，但這些材料已經 不是房屋了。如果在這個期間房屋的“原先的成本價格得到了5倍或10倍的補償”，那么我們將看到，這全靠地租的加價；在像倫惇這樣的地方，這對誰都不是什 么秘密。在倫惇，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大半是兩個人。租金的這種大幅度的加價，發生在迅速發展的城市中，而決不是發生在建筑用地的地租几乎始終不變的鄉 下。大家知道，扣除地租的上漲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資本（包括利潤在內）的7％，并且還得從中開銷修繕費等等。一句話，租賃合同是 一種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論上，它并不比其他任何交易對工人有利些或有害些，只有涉及勞動力買賣的場合是一個例外；在實踐上，這個租賃合同是作為資產階 級千百種欺詐形式之一出現在工人面前，關于這些欺詐形式我在單行本第4頁①上已經講過了，正如我在那里所指出的，這些欺詐形式也要經受某種經濟上的調節。

　　相反，米爾柏格認為租賃合同無非是純粹的“任意行為”（見他的著作第19頁），而當我向他證明情形是相反的時候，他就抱怨說：我向他講的“可惜完全都是他自己已經知道的東西”。

　　但是，對于房租的任何經濟研究，都不會使我們把廢除住宅租賃制變為“革命思想母腹中產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輝煌的追求之一”。為了達到這一目 標，我們必須把這個簡單的事實從冷靜的經濟領域移到意識形態方面的高得多的法學領域中去。“房屋成為房租的永恆的權利根據”；——“結果就是”，房屋的價 值以房租的形式得到2倍、3倍、5倍和10倍的補償。要明白怎么“結果就是”這樣的，“權利根據”對我們沒有絲毫幫助；正因為這樣，我說米爾柏格只有在研 究了房屋如何成為權利根據之后，才能知道怎么“結果就是”這樣。只有像我那樣去研究房租的經濟本質，而不是對統治階級認可房租的法律朮語表示憤慨，我們才 能知道這點。誰要提議釆取經濟措施來廢除房租，誰就有責任對房租多知道一些，而不能只說它是“承租人奉獻給資本的永恆權利的貢賦”。對于這一點米爾柏格回 答道：“描述是一回事，說明則是另一回事。”

　　這樣一來，房屋雖然決不是永恆的，卻被我們變成房租的永恆的權利根據了。不管“結果就是”怎樣，我們總是發現，由于這種權利根據，房屋便以房租 形式帶來高于它的價值好几倍的收入。由于翻譯成法律用語，我們便順利地遠遠離開了經濟領域，以致于我們只看到這樣一個現象，即房租的總額能逐漸償付一所房 屋價值的好几倍。既然我們借助于法學來思想和談話，我們對這個現象也只能用法的標准即公平的標准來衡量，并且發現這種現象是不公平的，是與“革命的法的觀 念”——不管這是一種什么東西——不相符合的，因而權利根據也就毫無用處了。其次，我們又發現，這一情況同樣適用于生息資本和出租的耕地，因而我們就有理 由把這几種財產從其他各種財產里划分出來，并且給以特別的處置。這種特別的處置要求：（1）剝奪所有者廢除合同的權利，即剝奪他索回自己財產的權利， （2）把租借給承租人、債務人或租佃人的、而并不屬于他的財物的用益權無償地讓渡給他，（3）用長期分批付款的方法向所有者進行償清，此外不再付利息。這 樣一來，我們就從這個方面把蒲魯東的“原則”說透了。這就是蒲魯東的“社會清算”。

　　附帶說說，十分顯然，這整個改革計划几乎僅僅有利于小資產者和小農，它鞏固着他們作為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地位。因此，米爾柏格所說的那個傳說中的“小資產者蒲魯東”的形象在這里忽然獲得了完全可以捉摸的曆史存在。

　　米爾柏格繼續寫道：

　　“如果我隨着蒲魯東說社會的經濟生活必定滲透着法的觀念，那么這樣一來，我就要把現代社會描述成一個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的觀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觀念的社會，——這個事實就連恩格斯自己也是會承認的。”

　　可惜我不可能使米爾柏格在這里得到滿足。米爾柏格期望社會必定滲透着法的觀念，并且把這叫作描述。如果法庭派一個法警來催促我償還一筆債務，那 么照米爾柏格看來，法庭所做的無非是 把我描述為一個欠債未還的人！描述是一回事，要求則是另一回事。德國科學社會主義與蒲魯東之間的本質區別正好就在這里。我們描述——而每一真實的描述，與 米爾柏格的說法相反，同時也就是說明事物——經濟狀況，描述經濟狀況的現狀和發展，并且嚴格地從經濟學上來證明經濟狀況的這種發展同時就是社會革命各種因 素的發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狀況必然引向社會革命的那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發展到越出資本主義社會范圍就必然要把 它炸毀，同時生產力又提供了為社會進步本身的利益而一舉永遠消滅階級差別的手段。相反，蒲魯東則要求現代社會不是依照本身經濟發展的規律，而是依照公平的 規范（“法的觀念”不是他的而是米爾柏格的東西）來改造自己。在我們提出證明的地方，蒲魯東及其迫隨者米爾柏格卻在進行說教和哀訴。

　　“革命的法的觀念”究竟是一種什么東西，我根本無從猜測。誠然，蒲魯東把“革命”變成一種體現和實現他的“公平”的神靈；同時他陷入一個不尋常 的錯誤，把1789—1794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混為一談。他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中，尤其是1848年以后的著作中，都是這樣做的； 我只舉1868年出版的《革命的總觀念》11第39—40頁作個例子。但是，既然米爾柏格拒絕為蒲魯東承擔任何責任，所以我就不能到蒲魯東那里去尋求對 “革命的法的觀念”的說明，因而我就繼續停留在埃及的黑暗①中。

　　米爾柏格接着說：

　　“但是，不論蒲魯東也好，或者我也好，都不是訴諸于‘永恆公平’以求說明現存的不公平狀態，更不是像恩格斯強加于我的那樣，期望訴諸于這個公平以求改善這種狀態。”

　　米爾柏格想必以為“蒲魯東在德國几乎完全不為人所知”吧。蒲魯東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標准來衡量一切社會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 理，他屏棄或承認這些原理是以它們是否符合他所謂的“公平”為依據的。在他的《經濟矛盾》①中，這個公平還被稱為“永恆公平”，justice éternelle。后來永恆性就不再提了，但實質上還是保存着。例如，在1858年出版的《論革命中和教會中的公平》這一著作中，下面的一段就反映了這 整整三卷說教的內容（第1卷第42頁）：

　　“各社會中的基本原則，有機的、起調節作用的、至高無上的原則，支配其他一切原則的原則，統治、保護、壓制、懲戒、在必要時甚至鎮壓一切叛亂因 素的原則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嗎？……這個原則在我看來就是公平。公平是什么呢？是人類自身的本質。從世界創始以來，它曾是什么呢？是虛無。 它應當是什么呢？是一切。”

　　這個作為人類自身本質的公平，如果不是永恆公平，那又是什么呢？這個作為各社會中有機的、起調節作用的、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的公平，這個至今依 然是虛無但應當成為一切的公平，如果不是用來衡量一切人間事物的標准，不是在每一沖突下人們所訴諸的最高裁判官，那又是什么呢？難道我不恰好說過，蒲魯東 在判斷一切經濟關系時不是依據經濟規律，而只是依據這些經濟關系是否符合他這個永恆公平的觀念，以此來掩飾自己在經濟學方面的無知和無能嗎？既然米爾柏格 期望“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一切變更行”，那么他與蒲魯東究竟有什么區別呢？是我不會閱讀呢，還是米爾柏格不會寫作？米爾柏格接着說：“蒲魯東同馬克思和恩格 斯一樣清楚地知道，人類社會的真正推動力是經濟關系，而不是法的關系；他也知道，一個民族某一時代的法的觀念只是經濟關系，特別是生產關系的表現、反映和 產物……總之，在蒲魯東看來法是曆史地生成的經濟的產物。”如果蒲魯東“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清楚地知道”這一切（我願意不理會米爾柏格的含糊說法并對他 的善良願望信以為真），那么我們還爭論什么呢？但是問題在于，蒲魯東知道的東西恰恰是另一回事。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而在剛才引證的蒲 魯東的主要著作中的那個地方，他明明白白地寫着，“各社會中起調節作用的、有機的、至高無上的、支配其他一切原則的基本原則”，并不是利益，而是公平。而 且他在他的一切著作的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都重復着這一點。但所有這一切都不妨礙米爾柏格繼續說：“……蒲魯東在《戰爭與和平》一書中發揮得最透徹的經 濟上的法的觀念，同拉薩爾在其《既得權利體系》序言中敘述得極出色的基本思想完全一《戰爭與和平》也許是蒲魯東的許多幼稚著作中最幼稚的一部，我沒有料到 這部著作竟會被援引來證明蒲魯東似乎領會了德國的唯物史觀。德國的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曆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曆史事件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 和宗教的。而莆魯東的書竟是這樣缺少唯物主義，以致它不求助于造物主，就表達不出它的戰爭搆想：

　　“但是，為我們選擇了這個生活方式的造物主，有他自己的目的。”（1869年版第2卷第100頁）

　　至于這本書究竟是依據着什么樣的曆史知識，這從它相信曆史上存在過黃金時代這一點就可看出：

　　“起初，當人類還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時候，自然界毫不費勁地就滿足了人類的需要。這曾是黃金時代，是丰足的升平時代。”（同上，第102頁）

　　蒲魯東的經濟觀點是最明顯的馬爾薩斯主義觀點：

　　“生產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第106頁）

　　那么，這本書的唯物主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斷言戰爭的原因向來一直是而且始終還是“赤貧”（例如，第143頁）。當布雷濟希大叔在1848年的演說中冷靜地發表“大貧窮的原因就是大貧窮”的宏論時，他也是一個可笑的唯物主義者。

　　拉薩爾的《既得權利體系》①一書不僅囿于法學家的種種幻想，而且還囿于老年黑格爾派的種種幻想。拉薩爾在第Vll頁上明確地宣稱：“在經濟方 面，既得權利概念也是推動一切繼續向前發展的噴泉”；他想證明：“權利是一個從自身內部（這就是說不是從經濟的先決條件中）發展出來的合理的機體”（第 XI頁）；在拉薩爾看來，問題是要證明權利不是起源于經濟關系，而是起源于“意志概念本身”（第Xll頁）。那么這部書在這里又有什么用呢？蒲魯東和拉薩 爾的差別只在于，拉薩爾是一個真正的法學家和黑格爾主義者，而蒲魯東在法學和哲學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樣，不過是一個門外漢。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經常自相矛盾而著稱的蒲魯東，有時也發表一些言論，表明他似乎是用事實來說明觀念的。但是，這些言論對他的一貫思想傾向來說是毫不足道的，何況這些言論即使有也是極其混亂和自相矛盾的。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着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借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 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便成了法律。隨着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隨着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法 律進一步發展為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這種立法越復雜，它的表現方式也就越遠離社會日常經濟生活條件所借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顯得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因素，這 個因素似乎不是從經濟關系中，而是從自身的內在根據中，可以說，從“意志概念”中，獲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繼續發展的根據。人們忘記他們的法起源于他們的經濟 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他們自己起源于動物界一樣。隨着立法進一步發展為復雜和廣泛的整體，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的必要性：一個職業法學家階層形成起來了， 同時也就產生了法學。法學在其進一步發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時代的法的體系互相加以比較，不是把它們視為各該相應經濟關系的反映，而是把它們視為自身包含自我 根據的體系。比較是以共同點為前提的：法學家把所有這些法的體系中的多少相同的東西統稱為自然法，這樣便有了共同點。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 的尺度，則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現，即公平。于是，從此以后，在法學家和盲目相信他們的人們眼中，法的發展就只不過是使獲得法的表現的人類生活狀態一再接 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恆公平。而這個公平則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 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恆公平的破 壞。所以，關于永恆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柏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加 以判斷的各種情況很簡單，公正、不公正、公平、法理感這一類說法甚至應用于社會事物也不致引起什么誤會，可是在經濟關系方面的科學研究中，如我們所看到 的，這些說法卻會造成一種不可救藥的混亂，就好像在現代化學中試圖保留燃素說的朮語會引起混亂一樣。如果人們像蒲魯東那樣相信這種社會燃素即所謂“公 平”，或者像米爾柏格那樣硬說燃素①同氧氣一樣是十分確實的，這種混亂還會更加厲害。　　

三

　　再往下，米爾柏格抱怨我把他的如下一段“激昂的”議論叫作反動的耶利米哀歌：

　　“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沒有可以稱為私產的住所。這個事實對于我們這個備受贊揚的世紀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過的了。

　　的確，如果米爾柏格像他自己硬說的那樣，只是局限于描述“現時代的慘狀”，我當然就不會說壞話來評論“他和他的朴素的文章”了。

　　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這些“慘狀”描述為工人“沒有可以稱為私產的住所”的結果。不論把“現時代的慘狀”說成是廢除工人的房屋所有 權的結果，還是如容克們所說的那樣把這說成是廢除封建制度和行會的結果——在這兩種場合，這種抱怨都只能是反動的那利米哀歌，只能是目睹不可避免的東西、 曆史上必然的東西的突然襲來而發出的悲歌。反動性就在于米爾柏格想恢復工人對房屋的個人所有權，即恢復早已被曆史消滅了的東西；就在于他所能設想的工人解 放無非是使每個工人重新成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往下他又寫道：

　　“我要最明確地聲明，真正的斗爭是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只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出發，才能期望住房狀況得到改善。恩格斯絲毫看不出這一點……我把社會問題的充分解決當作釆取贖買出租住房辦法的前提。”

　　可惜我至今還絲毫看不出這一點。我當然無法知道我甚至連其名字也不知道的一個人在其頭腦中一個秘密角落里把什么東西看作前提。我只能以米爾柏格 發表出來的論文為根據。而在那里我直到現在還看見（單行本第15和16頁上），為了着手贖買出租住房，米爾柏格所設定的前提不過是……租賃住房。只有在第 17頁上他才“把資本的生產性的雙角抓住而予以制服”，關于這點我們回頭還要談到。他甚至在他的答復中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說：

　　“問題倒是應當說明，從現有情況出發，怎樣才能實行住宅問題方面的完全變革。”

　　“從現有情況出發”與“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應當說廢除）出發”——這是兩個完全對立的東西啊。

　　米爾柏格抱怨我把多爾富斯先生和其他廠主幫助工人購置自有房屋的慈善之舉看作實際實現他的蒲魯東主義計划的唯一可能的方法，這是毫不足怪的。如 果米爾柏格懂得蒲魯東的拯救社會計划是一種完全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土地上馳騁的幻想，那他自然就不會相信這個計划了。我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沒有懷疑過他 的善良的願望。但是，雷紹埃爾博士向維也納市政委員會提議仿效多爾富斯的計划，他究竟為什么要加以稱贊呢？

　　接着米爾柏格又宣稱：

　　“至于單就城鄉對立而言，那么想把它消滅是一種空想。這種對立是自然的，更確切些說，是曆史上形成的……問題不在于消滅這種對立，而是在于去發現可以使這種對立成為無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會形式。這樣才可望達成和平的調整，達到各種利益的逐漸的均衡。”

　　總之，消滅城鄉對立是一種空想，因為這種對立是自然的，更確切些說，是曆史上形成的。我們且把這個邏輯應用到現代社會的其他對立物上面，看一看我們會走到什么地方去。例如：

　　“至于單就”資本家與雇佣工人的“對立而言”，“那么想把它消滅是一種空想。這種對立是自然的，更確切些說，是曆史上形成的。問題不在于消滅這 種對立，而是在于去發現可以使這種對立成為無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會形式。這樣才可望達成和平的調整，達到各種利益的逐漸的均衡”。

　　這樣一來，我們又走到舒爾釆-德里奇那里去了。

　　消滅城鄉對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資本家與雇佣工人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李比希在他 論農業化學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堅決地要求這樣做，他在這些著作中一貫堅持的第一個要求就是人應當把取自土地的東西還給土地，并證明說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 存在只能阻礙這一點的實現。當你看到僅僅倫惇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費用，才能把比全薩克森王國所排出的還要多的糞便傾拋到海里去，當你看到必須有多么龐大的 設施才能使這些糞便不致毒害倫惇全城，那么消滅城鄉對立的這個空想便有了值得注意的實際基礎。甚至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穢氣中喘息至少也有30年了。另一方 面，像蒲魯東那樣想變革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而同時又保留農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 密的聯系，并適應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擴充起來——同時這要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几乎一成不變地在其中受煎熬 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和愚昧無知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斷定人們只有在消除城鄉對立后才能從他們以往曆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這完全不是空想；當有人硬要 “從現有情況出發”預先規定一種據說可用來消除現存社會中這種或其他任何一種對立的形式時，那才是空想。米爾柏格釆用蒲魯東的公式來解決住宅問題時，就是 在這樣做。

　　其次，米爾柏格抱怨我說他對“蒲魯東關于資本和利息的聞所未聞的見解”也要負一定的責任，因而宣稱：

　　“我是假定生產關系的改變是既定的，而調節利率的過渡性法律并不涉及生產關系，而是涉及社會交易即流通關系的……生產關系的變更，或者如德國學 派更精確地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當然不是如恩格斯所強加于我的那樣，有了取消利息的過渡性法律就會發生，而是只有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 具、擁有全部工業后才會發生。至于勞動人民在這里將熱中于<！>贖買還是熱中于立即沒收，這一點既不是恩格斯也不是我所能決定的。”

　　我驚愕地把眼睛揉了一揉。我把米爾柏格的文章再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想找出他究竟在哪個地方說過，他提出的贖買出租住房是以“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 部勞動工具，擁有全部工業”為前提的。我沒有找到這樣的地方。它并不存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談到“實際占有”等等。不過在第17頁上卻說過：

　　“我們假定，資本的生產性真正被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而這是遲早總會發生的，例如，通過一項過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這項法律把一切資本利率規 定為一分，并且請注意，這里還有這樣一種趨勢，即這一分利率還要逐漸接近于零……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產品一洋，都要納入這種法律的范圍…… 因此，我們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到，贖買出租住房是根本消滅資本的生產性的必然后果。”

　　可見，與米爾柏格最近的轉變完全相反。這里是毫不含糊地說，資本的生產性——他這個混亂的說法連他自己也承認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 實是可以通過廢除利息的法律“被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的，并且正是由于有這個法律，“贖買出租住房是根本消滅資本的生產性的必然后果”。現在米爾柏格卻 說，絕對不是這樣。這個過渡性法律“并不涉及生產關系，而是涉及流通關系”。碰到這種如歌德所說的“智者和傻瓜同樣都感到神秘莫測的”147十足的矛盾， 我就只好假設我是在和兩個不同的米爾柏格打交道：一個米爾柏格理直氣壯地抱怨我把另一個米爾柏格發表的東西“強加”于他。

　　至于說勞動人民既不會向我也不會向米爾柏格請教在實際占有時他們應“熱中于贖買還是熱中于立即沒收”，那是千真萬確的。最可能的是，勞動人民寧 願什么也不“熱中”。但是，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的問題根本就沒有涉及過，而涉及到的只是米爾柏格的如下論斷（第17頁）：“解決住宅問題的全部 內容包括在贖買這個詞中”。既然他現在承認這種贖買是極成問題的，那么為什么還要給我們兩人和讀者們增添不必要的麻煩呢？

　　不過，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和擁有全部工業，是同蒲魯東主義的“贖買”完全相反的。如果釆用后一種辦法，單個勞動者將 成為住房、農民田園、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釆用前一種辦法，則“勞動人民”將成為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總所有者。這些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用益權， 至少在過渡時期難以無償地轉讓給個人或團體。同樣，消滅地產并不是消滅地租，而是把地租——雖然形式發生變化——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 部勞動工具，決不排除保存租賃關系。

　　一般說來，問題并不在于，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是去簡單地運用暴力占有生產工具、原料和生活資料，還是為此立即給以補償，或者是通過緩慢的分期付款辦法贖買這些東西的所有權。試圖預先面面俱到地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制造空想，這種事情我留給別人去做。

四

　

　　我不得不花費這樣多的筆墨紙張，才穿過了米爾柏格的重重借口和遁詞，終于達到米爾柏格在自己的答復中小心冀冀避免涉及的問題。

　　米爾柏格在自己的文章中說了些什么肯定意見呢？

　　第一，“房屋、建筑用地皮等等原來的成本價格同其現今價值間的差額”，照理應該屬于社會。用經濟學朮語來說，這種差額就是地租。蒲魯東也想把地租交歸社會，這一點我們在他的《革命的總觀念》1868年版第219頁中可以讀到。

　　第二，住宅問題的解決就是要使每個人都成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不再是承租者。

　　第三，實行這種解決辦法，就得通過一項法律把支付房租變為分期支付住房的買價。——第二第三這兩點都是從蒲魯東那里抄襲來的，每個人都能在《革命的總觀念》第199頁及以下几頁中看出這一點，而且那本書第203頁甚至還載有已經編纂好了的有關法律的草案。

　　第四，通過一種過渡性法律把資本的生產性的雙角抓住而予以制服，根據這種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分，預計以后還要繼續降低。這同樣是從蒲魯東那里抄襲來的，在《總觀念》第182—186頁中可以詳細地讀到這一點。

　　在這几點中的每一點，我都引證了米爾柏格的抄襲品所依據的蒲魯東原書的有關段落。現在我要問：我是否有權把一篇徹頭徹尾蒲魯東主義的和除了蒲魯 東主義觀點外一無所有的文章的作者，稱為蒲魯東主義者？但是米爾柏格最抱怨我的，就是我一“碰見蒲魯東所特有的某些說法”就稱他為蒲魯東主義者。恰恰相 反，一切“說法”都是米爾柏格的，內容則是蒲魯東的。而當我隨后用蒲魯東的話來補充蒲魯東主義者的論文時，米爾柏格就埋怨說我把蒲魯東的“聞所未聞的見 解”硬加到他頭上了！

　　那么我對這個蒲魯東主義計划提出了什么反駁意見呢？

　　第一，把地租轉交給國家，就等于消滅個人地產。

　　第二，贖買出租住房并把住房所有權轉交給原來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觸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第三，在大工業和城市的當前發展情況下提議這樣做是既荒謬又反動的；重新實行各個人對自己住房的個人所有權，是一種退步。

　　第四，強制降低資本利息，絲毫也不會侵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反，如高利貸法所證明的，這是既陳舊又行不通的。

　　第五，房屋的租金決不會隨着資本利息的消滅而消滅。

　　對于第二點和第四點，米爾柏格現在已經表示同意了。對于其余各點，他無一字反駁。而這恰好是爭論中涉及到的几點。但是，米爾柏格的答復并不是反 駁；他小心地回避了一切正好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學方面的問題；這個答復只不過是針對個人的怨言罷了。例如，當我談到下面這一點時他就大肆抱怨。我曾預先談 到他對其他問題如國債、私人債務、信用問題所預告的解決辦法，并且指出他的這些解決辦法將到處都是一個樣子，即像解決住宅問題那樣，提出廢除利息，把支付 利息轉變為分期清償資本額，實行無息信貸。盡管如此，我現在仍願意打賭：如果米爾柏格的這些文章能夠出世，它們的基本內容將與蒲魯東的《總觀念》（信用 ——第182頁，國債——第186頁，私人債務——第196頁）相一致，正如他的關于住宅問題的文章與我從同一書中引證的各段相一致一樣。

　　米爾柏格就此開導我說，這些問題，即稅收、國債、私人債務和信用問題，加上公社自治問題，對于農民和鄉村宣傳都極其重要。我對于這點大體上同 意，但是，（1）直到現在并沒有談到過農民，（2）蒲魯東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也如他對于住宅問題的解決一樣，在經濟學上是荒謬的，并且在實質上是資產 階級的。米爾柏格暗示說我沒有看到吸引農民參加運動的必要性，對于這一點我無須為自己辯白。但是，為此目的而向農民推荐蒲魯東的江湖醫朮，我總認為是蠢 事。德國還存在很多大地產。按照蒲魯東的理論，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分割成為小農戶，這種辦法在今日的農業科學狀況下，并且有了法國和德國西部推行小地產的經 驗之后，簡直就是一種反動的東西。相反，現存的大地產將給我們提供一個良好的機會，讓聯合的勞動者來經營大規模的農業，只有在這種巨大規模下，才能應用一 切現代工具、機器等等，從而使小農明顯地看到通過聯合進行大規模經營的優越性。在這方面走在所有其他社會主義者前面的丹麥社會主義者，早已認清這一點了。 148

　　至于責備我似乎把現代悲慘的工人住房狀況看作“沒有什么意義的瑣事”，我也同樣無須為自己辯白。據我所知，我是第一個用德文把這種狀況在其取得 典型發展的英國形式上作出描述的人，我這樣做并不是像米爾柏格所說的那樣是因為這些東西“打擊了我的法理感”，——誰要是想把一切打擊自己的法理感的事情 都寫成著作，那真是不勝勞碌了，——而是因為，如我在這本書的序言①中所指出的，是想通過描寫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社會狀態來給當時正在產生的、一味在空話 中盲目兜圈子的德國社會主義提供一個事實的基礎。但是，我的確絲毫沒有想到要解決所謂住宅問題，正如我并沒有去研究更為重要的食物問題的解決辦法的細節一 樣。如果我能證明我們現代社會的生產足以使社會一切成員都吃得飽，并且證明現有的房屋足以暫時供給勞動群眾以寬敞和合乎衛生的住所，那么我就已經很滿意 了。至于苦思冥想未來的社會將怎樣調節食品和住房的分配——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根據對以前各種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的認識，我們頂多只能斷定：隨着資本主 義生產的傾覆，以往社會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將成為不可能的了。甚至過渡的措施也是到處都必須適應當時存在的情況；這些措施在小地產國家里和在大地產國家里將 大不相同，等等。企圖單獨解決像住宅問題之類的所謂實際問題會得到什么結果，米爾柏格本身的例子表明得最好不過了，他首先用了28頁的篇幅來詳細說明“解 決住宅問題的全部內容包括在贖買這個詞中”，后來他被逼得走投無路時，就狼狽地支吾說，在實際占有房屋時“勞動人民將熱中于贖買”或是其他某種剝奪方式， 還是很難肯定的。

　　米爾柏格要我們實際些，要我們“面對現實的實際狀況”不要“僅僅提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要我們“脫離抽象的社會主義，接近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 況”。如果米爾柏格自己這樣做了，那他也許對運動會有很大功勞的。接近社會的一定的具體的狀況的第一步就是要認識這些狀況，根據它們的實際的經濟聯系來考 察它們。但是我們在米爾柏格那里看到的又是什么呢？看到了兩個完整的論點，即：

　　（1）“承租人對房主的關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對資本家的關系一樣。”

　　我在單行本第6頁①中已經證明，這意見是完全不對的，而米爾柏格對此則根本無言可駁……

　　（2）“必須（在進行社會改革時）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的那頭牡牛，就是國民經濟學自由主義學派所謂的資本的生產性，這個東西實際上并不存在，但是它卻以其假想的存在來掩蓋壓在現代社會身上的一切不平等現象。”

　　可見，必須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的那頭牡牛“實際上并不”存在，因而也就沒有“雙角”可抓。禍害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假想的存在。雖然如 此，“所謂的（資本的）生產性卻能從土地中變出房屋和城市”，而這些東西的存在決不是“假想的”（第12頁）。一個雖然“也很熟悉”馬克思的《資本論》但 對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系卻這樣不可救藥地胡言亂語的人，竟然要向德國工人指明一條新的更好的道路，并且還自命為“至少大體明了未來社會建筑結搆的建筑師” 呢！

　　沒有人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況”了。他用了25年功夫來從各方面研究社會狀況。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結果總是包含 有一些現今一般可能實現的所謂解決辦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爾柏格不滿足于此。這都是抽象的社會主義，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爾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體 的社會狀況”，卻滿足于閱讀蒲魯東的几卷著作，這几卷東西在關于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況方面雖然沒有給他提供任何東西，可是卻給他提供了消除一切社會禍害的 明確具體的神奇藥方，米爾柏格于是把這個現成的社會救世計划，把這個蒲魯東體系奉送給德國工人。借口是：他本想“對體系說聲再見”，而據說我卻“選擇了相 反的道路”！要弄通這一點，我就只得假定我是瞎子，米爾柏格是聾子，我們彼此根本無法溝通。

　　夠了。這場論戰即使沒有任何其他的用處，無論如何總有一個好處：它表明了這些自命為“實際的”社會主義者們的實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些消除一 切社會禍害的實際建議，這些社會的萬應靈丹，到處都總是由那些宗派鼻祖們炮制出來的，而這些人總是出現在無產階級運動還處于幼年期的時代，蒲魯東也是其中 之一。無產階級的發展很快就把這些襁褓扔在一邊，并在工人階級本身中 產生一種認識：再沒有什么東西比這些預先虛搆出來的面面俱到的“實際解決辦法”更不切實際的了，相反地，實際的社會主義則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 一種正確的認識，對于具有這種認識的工人階級說來，要知道在每個具體場合下應該反對哪些社會制度并以何種方式發動主要攻擊，這是永遠不會有困難的。

　　寫于1872年5月—1873年1 原文是德文

　　月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載于1872年6月26和29日， 第18卷第233-321頁

　　7月3日，12月25和28日

　　《人民國家報》第51、52、

　　53、103和104號；1873年

　　1月4和8日，2月8、12、

　　19和22日《人民國家報》第

　　2、3、12、13、15和16

　　號；并于1872—1873年以3個分冊在萊比錫出版